汽车旁就剩下我和王玉峰了，我们等着常书记出来。我问王玉峰，你怎么认识这个书记的。他回答：

我在星星峡当站长的时候接待过他。他从新疆跑出来，要到兰州去，到八路军在兰州的办事处去。

你知道他是共产党吗？

知道。盛世才的人追到了星星峡。抓他的人住在外头的小旅店里，等他一出门就要抓他。我把他打扮成司机，叫人捎到了兰州。

听他这样说，我心里很兴奋，心想这位书记如果还有点感恩图报的良心，总要帮助帮助他吧：给点钱和粮票呀，或者给刘振宇说句好话，生活上照顾一下他。

大约过了十分钟，常书记和刘振宇一起走出来了，还有梁书记。刘振宇对王玉峰说，王玉峰，你在哪达住着哩？去，把被褥捆上，拿来。

王玉峰不明白他的意思，站着没动。刘振宇又说：

去呀，拿行李去。你今天就跟常书记走。

王玉峰被这突然降临的喜讯惊呆了，也搞糊涂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是说……放我走……

刘振宇大声说，怎么了，你傻了吗？当然是放你走呀。快拿去，拿被褥！坐常书记的车走！

那我到哪里去呀，回兰州去吗？

这时常书记说话了：不要问了。不是回兰州。你跟我走，先到安西县去，在我那里休息几天。其他的事，我们再说。走吧。你的房子在哪里？我们拿行李去。

我在旁边说，他的行李在杂工大院里，他和我在一起住。于是常书记就叫我们上车，车开到杂工大院，装上了他的被褥，把他拉走了。

捆行李的时候，王玉峰说，这就要开饭了，常书记，吃过饭再走吧。常书记说，不吃了，今晚的饭到酒泉城里吃。

县委书记接走王玉峰的事件轰动了夹边沟农场，人们都说王玉峰运气好，有吉人相助。连着好几天，人们都把它当作饭后闲暇时的美好谈资。更有甚者跑到杂工大院来问我，安西县的县委书记是如何接走王玉峰的，怎么跟夹边沟农场的领导交涉的。我只能告诉他们一个大概的过程，至于怎么和场领导交涉的，过了好几天，生产股的股长领着酒泉新生电机厂的厂长来找我，我才搞清楚了。

生产股长对我讲，那天常书记进了办公室坐下，对刘振宇说，刘场长，今天你们几个领导都在这里，我有个要求不知道你们答应不答应：这个王玉峰我要保他出去。听了他的话，刘振宇、梁步云和办公室的人都惊了一下。夹边沟农场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要保释劳教分子。愣怔好久，刘振宇才说，啥事嘛，你保他是为了啥事嘛？你总要说个一二三嘛？

常书记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他的照顾，抗日战争我就没命了。

梁书记说，说细些，你说细一些。

常书记说，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共产党和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的历史，这你们都知道。当时组织上派我到新疆的伊犁，叫我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可是后来盛世才又反对共产党，抓共产党。当时有人通知我了，要我赶快离开新疆，盛世才的警察局要抓我了；盛世才背信弃义，在迪化已经抓共产党了。当时我正在得病，得的是斑疹伤寒。但得病也得走呀，我就坐一辆军车到了迪化，然后从迪化又搭乘一辆商人的拉羊毛的车到了星星峡。在星星峡，我说什么也走不成了，一来我已经病得坐不成车了，从迪化到星星峡的路上，商人就把我藏在羊毛捆子下边，我已经昏迷不醒了。我需要休息和治病。再说当时星星峡接待站的外头，那些小旅馆里住着盛世才的特务，凡是离开星星峡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要盘查再三，略有嫌疑就抓起来。还在迪化的时候，我们地下党的人就说过，星星峡接待站的站长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所以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跟他说了，我是被人怀疑共产党，从伊犁跑出来的，我要到兰州去，求你帮助我一下。他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你有病了，就在这里休息，治病。他表面上很冷淡，但是到了晚上，他就把我转移到他的家里了。他说，这一段盛世才的人嚣张得很，有时候跑进大院来抓人，稽查队都拦不住。你住到我的家里安全些。

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月，他亲自给我端饭，叫医生给我看病。病好些了，我能动了，他给了我一些盘缠，把我安排在拉军火的汽车上，装成是司机的助手。他还给汽车队的队长--那是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塞了一些钱，叫他把我送到兰州。他不光是救了我一个人，多少来来去去的地下党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和掩护。他是对革命有功的人，今天成了这个样子，我能不保他吗？

听常书记说完，办公室的人静默许久，刘振宇嘬着牙花子说，不是能保不能保的事，监狱里的劳改犯还能保释哩，一个劳教的人怎么不能保释哩？就是这种事要有个手续，你要给上级打报告嘛，上级批准了才能保释嘛。你这样啥手续都没有，就把人带走，我们没法给上头交待呀！

常书记说，我给你们写下个条子，你们把条子报到省劳教委员会去，就说我把人保出去了。

刘振宇说，那不行呀，必须是省上批了，才能把人带走。你这不是先斩后奏吗？这是违背纪律原则的。

常书记静了一下，说：报批以后才保释，人死掉了怎么办？你们看见的嘛，那人还有个人样子吗？

刘振宇不说话了，沉默着。这时梁步云说话了：常书记，看你的样子，人你今天非要带走不可了？

常书记说，对了，人我今天一定要接走。你们觉得为难吗？为难了这么办好不好？这个人不算我保释，算我临时带出去治病，我把他带到安西县去，然后我以县委的名义给省公安厅打报告，正式报批，批下来以后我再来补办手续。要是批不下来，我再把人给你们送回来。你们看这么办行不行？

梁步云哈哈地笑了，好吧，你写下个条子吧。特殊事情我们就以特殊的方法办吧。不过说话要算话，你可要抓紧上报，把手续办齐全。

常书记说，那当然，那当然。不能叫你们做憋。

王玉峰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夹边沟农场。酒泉县南关有一家新生电机厂，那是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劳改企业，生产汽车用的电机，也是河西走廊最好的汽车修理厂。电机厂的厂长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找我谈过一次话之后，就通过劳改分局把我调到那里去了。我到了那里，就成了二百名犯人组成的汽车修理车间的主任。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我可以在管教干部吃饭的食堂里吃饭了，逃过了夹边沟农场死人最多的1960年的冬季。

不过，我是由福得祸。1961年1月，夹边沟和其他农场的右派遣返回原单位的时候，电机厂不放我走，电机厂的厂长跟我谈话，说，电机厂需要你，你就留下在这里干吧。我保证你将来的情况比走了的人还要好。你知道不知道，那些走了的人，不过是政府怕他们饿死，叫他们回家去，先把命保住，但国家对右派的政策没变，他们回去了也还是右派，没工资，没工作……

后来的情况证实了厂长说的话。回到原单位的右派确实很惨。而我到了六一年底就摘掉了右派帽子，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文化大革命也没受到冲击，--劳改企业的大墙像一个罩子一样罩起我来，保护了我--1978年落实政策，我又回到了第一汽车修理厂。

我接着说王玉峰吧。1962年的一天，电机厂营业科的科长来叫我，说外边送来了一辆破吉普，叫我看看还能不能修。我到自由人才可以走动的厂门口去了，一下子就看见了那个给安西县县委书记开车的康师傅。他很高兴地和我握手，说你调到这里了呀，我们真有缘分！你看我这辆车还能修不能修。我检查了一下车况，告诉他进行一次大修，这车还能跑几年。然后我就问他王玉峰现在在哪里，回兰州了吗？他说：

王玉峰死掉了。

我的心一沉，问他：怎么死的？

他告诉我，那天接上了王玉峰，汽车开到酒泉县，常书记在县委招待所请他吃了一顿饭，并且在招待所住下来，叫他好好洗了个澡，理了发，刮了脸。早晨起床，又给他买了一套新衣裳穿上，然后就拉着他回安西县了。到了县上，又直接拉到县招待所，把所长叫来说，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们一定要接待好。

县委书记的救命恩人，招待所哪敢怠慢呀！叫他住最好的房子，一天三顿，伺候他吃好，吃饱。但是，三天后王玉峰死掉了。他的胃里塞进去太多的牛肉和鸡蛋，不消化，食物把肠子挣断了。

常书记听招待所长说王玉峰在医院抢救，先是把招待所长大骂一顿，然后跑到医院去看。但王玉峰已经断气了。他拉着王玉峰的手在床边大哭了一场，哭着说，王站长，是我把你害死的呀！

1978年回到兰州之后我打听过王玉峰的儿子的下落，有人说，王玉峰送夹边沟之后，他的十八岁的儿子被遣送回山东老家了，是死是活，再也没有音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