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松涛声！”林云兴奋地说，但我没有那个雅兴，只顾裹紧大衣。在纷飞的雪雾中，远方的山峰只有模糊的影子。
班机从莫斯科飞了四个小时在新西伯利亚机场降落，我心中的陌生感比一星期前在莫斯科机场降落时又深了一层，只有想到这里离中国更近了，才感到一丝安慰。
接到那个留言后，我们本能地感觉到这信息后面有很多东西，但我做梦都想不到真的会有到西伯利亚来的机会。一周后，林云通知我同她一起参加一个技术顾问团赴俄罗斯，她告诉我，中俄两国关于在中国境内组装苏30歼击机的谈判已基本完成，这个顾问团是随一个低级别的军事代表团赴俄敲定一些细节问题，我是顾问团中惟一的一名雷电专家。我感到这事绝非巧合，就问林云她是怎么搞到这种机会的，她神秘地说：
“我使用了一次特权，这种特权在找大型机时我都没用，这次实在没别的办法了。”
我不知她说的特权是什么，也没问下去。
到莫斯科后，我发现在代表团的活动中自己根本没事可干，林云也一样。我们跟着代表团访问了苏沃霍夫设计局，又跑了军工联合体的几个装配厂。
在莫斯科的一个傍晚，林云向团长请假后出去了，深夜才回到饭店。我去她的房间看她，见她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眼睛红着，脸上有泪痕，这让我很惊奇，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不会哭的。她什么也没有说，我也不好问，以后在莫斯科的三天里，她的情绪一直很低落。从这件事我发现，林云的生活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代表团登机回国时，我俩却登上了飞行方向基本相同但目的地近得多的飞机。其实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并不比从北京去近多少。
我们在机场找到了一辆车去诺克思柏科市，司机告诉我们要走60公里路。冰雪覆盖的公路两旁，是无边无际纷飞的雪雾和黑色的丛林。林云能讲一口不算流利的俄语，她和司机好象很谈得来。那司机扭头看了一眼冻得发抖的我。似乎同情我不能加入他们的谈话，突然改用很流利的英语继续对林云说：
“……科学城源自50年代末的一个浪漫的想法，这种想法充满了当时的那种单纯和天真，一种创造新世界的理想主义。其实，它并不像你们所听到的那么成功：它远离大都市去，交通困难限制了科技辐射作用，徒劳地与大都市抗争，最后不得不眼看科研人才迁往更大更理想的城市……”
“您可不像是干出租的。”我评论道。
林云介绍说：“这位先生是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研究员，他……您刚才说您的专业是？”
“我从事远东经济去的未开发地区资源综合规划研究，一项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时代谁都用不着的学问。”
“您失业了？”
“还没有，今天是星期天，我这两天挣的钱要比一个星期的工资多。”
...
汽车驶进了科学城，两旁五六十年代的建筑在雪雾中掠过，有一次，我肯定看到了一尊列宁的塑像。这是一个让人产生怀旧感的城市，那些有上千年历史的古城并不能让人产生这种感情，它们太旧了，旧得与你没有关系，旧得让人失去了感觉。但像这样年轻的城市，却使你想起一个刚刚逝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你度过了你的童年和少年，那是你自己的上古时代，你自己的公元前。
车停在了一幢5层楼前，这里可能是一个住宅区，一排排的楼房看上去一模一样。司机在离开时从车窗里对我们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这是城里最便宜的住宅区，但这里住着的可不是最便宜的人。”
我们进门后，里面很黑，这是50年代的那种天花板很高的住宅楼，门厅的墙上贴着几张各个政党地方选举的招贴画，再往里就只能摸索着前行了。我们借着打火机的光辨认着门牌，一直上到5楼，绕过楼梯口，我举着已烫手的打火机正要找561号，听到一个浑厚的男音在什么地方用英语喊：
“是你们吗？为BL来的？左手第三个门。”
我们推开门走了进去，这房间给人两个相矛盾的感觉：首先觉得很暗，然后觉得天花板上的灯很刺眼。房间里有一股浓烈的酒味。这里到处堆着书，显得有些乱，但还没有到失去控制的地步。一台电脑的屏幕闪动了一下就灭了，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从电脑前站起来，他胡须很长，脸色有些苍白，年龄看上去有50多岁。
“在这住久了，听楼梯响就知道来的是生人，而能到这来的生人，只有你们了。我相信你们会来的。”他打量了我们一眼，“很年轻，同我刚开始这可悲的人生时一样。中国人？”
我们点点头。
“我父亲50年代到过中国，作为一个水电工程师，帮助你们建设三门峡水电站，听说帮了倒忙？”
林云想了想说：“好象是，你们没考虑到黄河的泥沙淤积，所以那个大坝会给上游造成了洪灾，至今不敢蓄水。”
“啊，又一个失败，那个浪漫时代留给我们的记忆只有失败了。”
“亚历山大·格莫夫。”他自我介绍说，我们也做了自我介绍，他又打量了我们一眼，这一次目光更加意味深长，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很年轻，你们还是值得救的。”
我和林云惊诧四对视了一眼，然后使劲猜他那句话的含义。格莫夫把一大瓶酒和一个玻璃杯放到桌子上，然后到处翻找着什么，我注意到电脑两旁空酒瓶林立。我和林云又乘机打量了一下这个房间，现在才明白刚近来时产生那种矛盾的感觉是什么原因了：这个房间的墙壁都贴着黑纸，简直像一间暗室。年久失修的墙里渗出的水浸掉了颜色，使黑墙上出现了许多的白线和白斑。
“啊，找到了，真该死，我这很少来人。”格莫夫又把两个空杯子放带桌子上，然后向三个杯子里倒满了酒，这是那种私酿的伏特加，呈白色的浑浊状，那是喝茶用的大玻璃杯子。我声明自己不能喝这么多。
“那就让这位姑娘替你喝。”格莫夫冷冷地说，然后把自己那杯干了，接着又满上。
林云倒没推辞，令我咋舌地把那一大杯干了，伸手拿过我那杯又喝下去一半。
“您知道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对格莫夫说。
格莫夫不说话，只是给自己和林云倒酒。他们就这么你一口我一口地喝着，好长时间不做声。我看看林云，想让她说些什么，她似乎传染上了格莫夫的酒瘾，又一下子灌下去半杯，然后双眼只勾勾地看着前方。我着急了，用一个空杯子在桌子上礅了一下，她看了我一眼，然后偏头向旁边的墙上示意了一下。
我再次注意到那奇怪的黑墙，发现那些黑纸上还有一些模糊的图象，凑近仔细看，发现那都是些大地上的景物，建筑树木之类，好象是在夜间拍的，都很模糊，大部分呈黑色的剪影。再看那些白斑和线条，我的血液顿时凝固了。
在这个很大的房间里，包括天花板在内的所有墙壁，被无数张球状闪电的黑白照片严严地覆盖着。
那些照片大小不一，但大部分只有三英寸左右，所以其数量让我难以想象。我一张一张看过去，那些照片没有一张是重复的。
“看那里。”格莫夫说，手指着门的方向。我们抬头望去，只见刚进来的门上贴着一张大照片，似乎是一个日出的画面，太阳刚刚升出地平线，白色的光球内有丛林的剪影。
“这是1975年在刚果拍的，它的直径——”格莫夫又干了一杯，“有105米，爆炸后把两公顷森林烧成了灰，并把一个小湖泊煮沸了。更奇怪的是，这个超级球状闪电是在晴天出现的。”
我从林云那边拿过一个杯子，给自己倒了一杯干了下去，让这疯狂的一切旋转起来。我和她一样不想说话，想使震惊和思绪平息下来。我把注意力转移到那一堆堆的书上，伸手拿了最近的一本，这次失望了，我不太懂俄文，但从扉页那幅头顶上长着世界地图的作者像上就知道它是什么了。林云把书拿过去看了一眼，又放回去。
“《新思维》。”她说。
我这才知道为什么刚进来时不觉得太乱，这乱堆的书装桢精美，且都是一样的，全是《新思维》。
格莫夫说：“你们想要的那些资料我也有过，这间房子堆不下，但在10年前我已全部付之一炬了。然后我就大量买这书，我要靠它生活的。”
我们不解地看着他。
格莫夫拿起一本来：“看它的封面，字都是烫金的，用酸液可以把上面的金粉洗下来。你可以大量按批发价买进这书，因为卖不了可以退回发行书店的，只要把封面的字用假金粉描上，不过后来不描了，他们也没注意到。这活很有赚头，我对作者惟一的不满就是书名怎么不他妈取长些，比如《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建立新民主体制并融入民主社会并成为其亲密一员的可能性的新思维》。可这钱也没赚多长时间，红旗就从那个尖顶上落下去了，书皮上就没金了，后来书也没了。这些是我最后买的那批，放在地下室10年了，现在木柴涨价，想起来用它烧壁炉不错，啊，真是，客人来了，壁炉应该烧起来……”他拿起一本书，用打火机点着了，凝视了它一会，“纸制多好，10年都不发黄，说不定是西伯利亚的白桦木做的。”说完把它扔进了炉内，又扔进去两本，火旺旺地烧起来，红光在那无数张球状闪电的照片上跳动，寒冷的房间里有了些暖意。
格莫夫目不转睛地盯着火焰，同我们聊了几句，他简单地问了问我们的情况，但丝毫没有涉及到球状闪电。最后拿起一部老式电话，拨号后简短地说了一句什么，站起身对我们说：“我们走。”
我们三个下了楼，又来到外面寒冷的风雪中，这时一辆吉普车在我们面前停下，格莫夫招呼我们上了车。开车人的岁数同格莫夫差不多，但十分粗壮，像一个老水手。格莫夫介绍说：“这是列瓦连科大叔，做毛皮生意的，我们得用用他的交通工具。”
吉普车沿着大街驶去，路上车很少，时间不长我们就驶出了市区，又来到外面广阔的雪原上。车子转向一条颠簸的路，又开了有一个小时左右，前方茫茫的雪雾中出现了一幢库房一样的建筑。车在大门前停下，列瓦连科隆隆作响地推开了大门，我们走了进去，看到库房两侧是大堆的动物毛皮，散发出刺鼻的味道，在正中有一块空地，空地上竟停着一架飞机，是那种老式的双翼飞机，机身破旧不堪，有的地方铝蒙皮都裂开了。
列瓦连科说了几句俄语，林云翻译说：“它以前是给森林撒药的，林场私有化的时候我买下了它，这老家伙外表破了些，可还是很皮实的。我们先把里面的东西卸下来把。”
于是我们从那摘小的机舱内向外搬出一捆捆的毛皮，我不知那都是什么动物的皮，但看得出都是好货色。当货都卸完后，列瓦连科在机身下倒了一小摊油点着火，格莫夫解释说天太冷，发动机的管道冻住了，要烤烤才能启动。当火在燃烧时。列瓦连科拿出了一瓶伏特加，我们四个轮着拿瓶子喝了起来，我刚喝了两口就坐在地上起不来了，林云接着同他们一起喝，她那酒量真让我服了。当那瓶酒见底时，列瓦连科挥手表示可以动身了，便以与他的岁数不相称的敏捷跳进了驾驶舱，他刚才没有表现出这种敏捷，烈酒对这些西伯利亚人来说就像润滑油。我们三个从机身中部的小门挤进了机舱，格莫夫从什么地方拿出了三件厚重的皮大衣递给我们：“穿上，不然会冻僵的。”
飞机的发动机嘶哑地轰鸣起来，螺旋桨开始转动，双翼飞机缓缓地移出了库房，来到漫天的风雪之中。列瓦连科跳下驾驶舱，回去锁好门，然后又上来操纵着飞机在雪原上加速，可没走多远，发动机声停了，只能听到外面雪花打在舷窗玻璃上的声音。列瓦连科骂了一句什么，又爬上跳下地捣鼓了半天，才把发动机重新启动了。当飞机再次滑跑时，我在驾驶座后面问列瓦连科：“要是发动机在空中停了怎么办？”
听了林云的翻译，他不以为然地耸耸肩：“掉下来。”
列瓦连科又说几句，林云翻译：“在西伯利亚，什么都百分之百保险不一定好，有时你飞到了头，却发现还不如中间掉下来，这一点格莫夫博士用他的一生体会到了，是吧，博士？”
“行了，大尉！开你的飞机吧！”格莫夫说，显然那话刺到了他的痛处。
“您以前是空军飞行员吗？”林云问列瓦连科。
“当然不是，我只是那个基地的最后一任警卫连连长。”
我们身体一沉，从舷窗中看到雪原向下退去，飞机起飞了。这时除了发动机声，雪花打击机身的声音也急剧起来，飞机像在穿过一场大雨。气流把刚才落在舷窗上的那一圈积雪吹走了，向窗外看去，雪雾中的茫茫林海从机身下缓缓移动，还不时能看到一个个冰封的湖泊，在黑色的林海中呈一个个的圆斑，让我想起在格莫夫的房间的墙上看到的照片。看着西伯利亚的大地，感慨万千，我做梦都不会想到球状闪电能把自己带到这里。
“西伯利亚，苦难、浪漫、理想、献身……”林云头靠在舷窗边，动情地看着下面异邦的大地，喃喃地说。
格莫夫说：“你说的是过去的和小说中的西伯利亚，现在这里只剩下失落和贪婪了，在下面的这块土地上，到处是无节制的砍伐和猎取，从油田泄漏的黑色原油到处流淌……”
“中国人，”列瓦连科在前面的驾驶座上说，“这里也有不少中国人，他们用能把人眼睛喝瞎的加酒换走我们的毛皮和木材，他们卖的羽绒服里塞的是鸡毛……不过格莫夫博士的朋友我还是信任的。”
我们都沉默了，飞机像一片狂风中的小树叶上下起伏，我们裹紧大衣忍受着寒冷的折磨。
飞机持续了大约二十分钟，飞机开始降落。我看到下面一大片林间空地，飞机最后就降落到这片空地上。下飞机前，格莫夫说：“把大衣留下，用不着的。”我们觉得不可理解，从刚打开地机舱门扑进一股逼人的寒气，外面寒风飞雪的世界更是让人望而生畏。列瓦连科留在飞机上等我们，格莫夫下飞机后径直走去，但我凭脚下的感觉知道我们是在沿一条铁轨走。前面不远处有一个露出地面的隧道口，但从这里就能看到它被一道混凝土墙堵死了。我们进入了混凝土墙前的一小段，总算暂时避国了一些寒风。格莫夫用手扒开积雪，用力搬开雪下面一块突出的大石头，我们看到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黑洞口露了出来。
格莫夫说：“这是我挖的一条支洞，有十多米长，绕过了这堵混凝土墙。”他说着从一个袋子中拿出三支很大的充电电筒，递给我们每人一个，自己拿着一个，示意我们跟上后钻进了洞里。
我紧跟着格莫夫，林云在最后，我们在这低矮的洞里几乎是爬行着前进。在这窄小的空间里，我感到一种幽闭窒息的恐惧，随着向洞内深入这恐惧渐渐增大，但格莫夫突然站只了身，我也站了起来，手电光中，我看到我们面前是一个宽敞的隧道，隧道成一个平缓的坡度通向地下深处，刚才在外面我感觉到铁轨沿着隧道小时在黑暗中。我用手电照照隧道的洞壁，发现平滑的水泥壁面上有许多钉销和绑扎用的铁环，原来显然架有很多电缆。我们沿着隧道向下走去，随着深度的增加，寒冷的感觉渐渐消失了，后来嗅到了潮湿的味道，又听到了滴水的声音，这里的温度已到了冰点之上。
眼前的空间突然扩大，我手中的电筒射出的光柱失去了目标，仿佛从隧道中来到了漆黑的夜空下。但仔细看看还是能看到手电照在高处的光圈，只是照到的洞顶很高，光圈变的很大很暗，看不太清楚。我们的每一个脚步声都引起了不止一次的回声，我真把握不住这个地下洞厅有多大。格莫夫站住了，点上一支烟，开始对我们讲述：
“四十多年起，我在莫斯科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我同成千上万的人一起，看着刚从太空返回的加加林乘坐的敞蓬吉普车穿过红场。他挥着鲜花，胸前挂满勋章。那时我热血沸腾，怀着去一个全新的世界创造一个伟大业绩的渴望，主动要求去正在组建的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
到那里后，我对领导说，我想干一种没有任何基础、完全开拓性的工作，多么艰苦我不在乎。他说那很好，你去参加3141项目吧。后来我知道，这个代号是计划者随便用圆周率值定下的。见到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已好几天了，我仍然不知道项目的内容。项目负责人是尼古拉伊·纳尔诺夫院士，这是个极少见的人，即便在当时，他也属于在政治上反常狂热的那一类，他偷偷看托洛斯基的著作，对全球革命的思想入了迷。当我问他3141项目的内容时，他这么说：‘格莫夫同志，我知道最近太空飞行的成就对你很有感召力，但那算什么？加加林在轨道上并不能把一块石头扔到华尔街那些资本家的头上；我们的项目就不同了，如果我们成功，将使帝国主义的所有坦克变成玩具，将使他们的机群像蝴蝶一样脆弱，将使他们的舰队像一堆浮在水面上的硬纸箱一样不堪一击！’
后来我就到可这里，我是第一批来的，那时这里的景象同你们刚才在地面上看到的一样，那天也下着大雪，这块空地刚清理出来，地面上还残留着树桩子。
以后的事我就不详细说了，即使有时间，我也怀疑自己的精神是否能承受。你们只需要知道，我们所在的地方，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球状闪电研究基地，在这里，对球状闪电的研究持续了近三十年时间，最多的时候，曾有五千多人在这里工作，苏联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卷入过这项研究。为了说明在这项研究上进行了多么巨大的投入，我只举一个例子，你们——”
格莫夫把手电照向后面，我们看到，在我们刚近来的那条遂洞旁边，还有一个高大的遂洞口。
“这条遂洞一直通到二十公里之远，当时为了保密，所有运进基地的物资都在那里卸车，然后通过这条遂洞运进来。这就造成了大量的物资在那里无端地消失，为了使这一点不引起间谍卫星的注意和怀疑，就在那里建了一座小城市，而同样是为了保密，那个城市里不能住人，只是一座无用的空城。
为了隐藏研究中人工雷电产生的辐射，整个基地都建在地下。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个中等大小的实验市，基地的其他部分都被堵死或炸毁，现在无法进入了。
在这里曾装备过世界上最大的雷电模拟系统、复杂的磁场发生装置和巨型航空风洞等大型实验设备，以从各个角度最大限度地模拟球状闪电生成的环境。你们看这个——”
我们来到一个高大的梯形水泥台前。
“你们能想象几层楼高的白金电极吗？它当时就安装在这个台子上面。”
他弯腰从地上拾起什么东西，我接过来，沉甸甸的，是一个金属球。“好象是球磨机里的那种铁球。”我说。
格莫夫摇摇头：“当时进行雷电模拟实验时，洞厅顶部的一些金属构件被闪电熔化，滴下来冷却后就形成了这种东西。“我用电筒照照周围的地面，发现有很多这种小金属球，“在中心实验室中，巨型雷电模拟器产生的闪电强度比自然界中自然闪电大一个数量级，以至于北约的核监视系统检测到震波后，认为是地下核试验，而苏联政府承认了他们的说法，在核裁军谈判中因此吃了不少亏。这种闪电试验进行时，地面上地动山摇，闪电在地下产生的臭氧排到地面，使这方圆百公里的空气都有一股异常的清新味。在进行雷电模拟的同时，还开动磁场发生设备、微波激射装置和大型风洞，模拟各种条件组合的闪电，再把结果输入巨型计算机系统进行分析。部分试验的各种参数已经远远地超过了自然雷电的极限条件，超强度的闪电被放置到迷宫般复杂的磁场中发生，或放到能在短时间内使一个小湖泊沸腾的微波辐射中发生……三十年汇总，这里的试验研究从未间断过。”
我抬头仰望那座放置巨型电极的梯形台，它以深深的黑暗为背景，在我们电筒的三道光柱中显现出来，真像密林中阿兹台人的祭坛，有一种神圣感。我们这些球状闪电可怜的追寻者，此时就像朝圣者来到了最高的圣殿，心中充满了恐慌和敬畏。我看着那水泥的金字塔，心想在过去三十多年漫长的时光中，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在上面作为祭品牺牲呢？
“结果呢？”我终于问出了这个最致命的问题。
...
格莫夫又摸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没有说话。手电光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还是使我想起了张彬，想起了他讲述自己那对一个球状闪电研究者来说难以言表的痛苦时的样子。于是我替格莫夫把话说了出来：
“从来没有成功过，是吗？”
但我立刻发现自己想错了，格莫夫笑了笑说：“年轻人，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福尔摩斯说过，案件不怕离奇就怕平淡，平淡无奇的案子是最难破的。如果三十年的研究没取得一点成功，那这事就太离奇了，这种离奇会激励人们干下去。可悲的是，现在连这种离奇都没有了，只有让人心灰意冷的平淡。我们成功过，三十年间成功地产生了27个球状闪电。”
我和林云再次被震撼了，一时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
格莫夫又笑了笑：“我能想象你们俩此时不同的感觉：少校肯定高兴，因为军人只关心这东西转化为武器的可能性；而你呢，则悲哀，就像斯科达到达南极点时，看到阿蒙森留下的挪威国旗时一样。但你们这些感觉都没有必要，球状闪电仍然是一个迷，现在对它所知道的与三十多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一样多，我们真的没有得到什么。”
“这如何理解呢？”林云惊奇地问。
格莫夫缓缓吐出一口烟，眯眼看着光柱中那错综变幻的烟雾，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中。
“第一次成功产生球状闪电是在1962年，也就是研究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我亲眼见到了它，在雷电模拟器的一西放电后它出现在半空中，淡黄色，飞行时拖着一条光尾，大约二十秒后在空气中无声的消失了。”
林云说：“我能想象你们当时的激动。”
格莫夫摇摇头：“你又错了，当时球状闪电在我们眼中只是一个普通的电磁现象，3141项目最初并没打算做到很大的规模，当时上自科学院和红军的最高领导者，下至参加项目的科学家和工程师都认为，对于一个已经把人送上太空的国家来说，只要集中科研力量，人工生成球状闪电只是时间问题，事实上，研究拖了3年才出成果已经出乎大多数人的预料了。当那个球状闪电出现时，我们的感觉只是如释重负，谁都没想到，还有27年漫长的岁月和最后的失败在等着我们。
我们的信心当时看起来是有根据的：同自然中的雷电不同，这次闪电产生的条件和各种参数都被详细记录下来，我直到现在还能把当时所有的参数分毫不差地写出来。当时的闪电电流是12000安培、电压为8000万伏、放电时间为119微秒，总之是一次十分普通的闪电。放电时通有每秒2.4米的空气气流，功率为550 瓦的微波，还有外加磁场……还有大量其他参数，普通一些的如气温气压温度之类，比较特殊的如用超高速摄影拍摄的闪电路径，以及各种仪器记录的现场磁场强度和形状、放射形指标等等等等，当时全部的记录资料我记得有《战争与和平》那么厚，属于绝密。当时正值古巴导弹危机时期，记得纳尔诺夫捧着那一大漯资料，说：‘我们把导弹撤回来没什么，还有更能让帝国注意胆寒的东西！’当时我们都想，以后只要按这些参数重复制造闪电，就能批量生产球状闪电了。”
“不行吗？”我问。
“我说过你们想得太简单了，接下来的事情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用同样的参数重复的试验什么也产生不出来。气急败坏的纳尔诺夫让试验一直这样做下去，在以后的一年中，严格地按照记录的参数，共制造了五万次这样的闪电，仍没有见到球状闪电的踪影。
应该说明的是，在当时的苏联科学界，决定论和机械论是压倒一切的思维方式，研究者们认为自然界是由铁一般的因果关系主宰着。这种思维方式是由政治环境决定的，当时，李森科在学术界的阴魂不散，你在学术上偏离主流思想，虽然不至于像以前那么危险，但至少会断送自己的学术生命，像伽莫夫那样敢于离经叛道的人毕竟是少数。在基础科学和纯理论研究领域尚且如此，球状闪电研究当时被定位为应用项目，传统的直线性思维更是统治着人们的头脑。这样的实验结果是他们无法接受的，他们认为只要一次试验能产生球状闪电，以后按同样参数做的实验也一定能产生。于是纳尔诺夫对这五万次试验的结果给出了一个理所当然的解释：第一次产生球状闪电的那次试验参数记录有误。
这件事本来是弄不大的，完全可以在纯工作范围内解决，如果有人因此受到处理，最多也就是因为工作失职。但纳尔诺夫惯于把一切都政治化，这事给了他一个排除异己的机会。他在给最高领导层的报告中危言耸听，说在3141项目中有帝国主义间谍破坏。由于3141属于国家重点武器研制项目，这事很快引起了注意，并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
调查组主要由、格鲁乌人员组成，纳尔诺夫也是其主要成员之一。对于后面试验的失败，他提出了一个‘化身博士’猜想，它来源于《化身博士》这本小说：小说的主人公配制了一种能让人产生人格分裂的药品，但他再次使用同样的配方配制出的药却不灵了，于是他认为新买回来的原料成分不春纯，但后来知道，是他成功配制的那次所用的原料不纯，正是其中的杂质使他成功的。纳尔诺夫认为，破坏者在第一次试验中使系统偏离的预定参数，但歪打正着，偏离的参数产生了球状闪电，但这个偏离的参数当然没有被记录，记下来的是预定参数。这个解释虽然离奇，但在当时也是惟一能够被调查组接受的，下面的问题就是哪些参数出现了偏差。当时的试验由四个分系统组成，即雷电模拟系统、外加磁场系统、微波激射系统、空气动力系统，各系统的人员组成相对独立，被破坏者同时渗透的可能性不大，所以首先考虑其中一个系统参数偏离情况。当时比较一致的观点认为，最关键的参数是雷电模拟系统的放电参数，而负责这个系统的设计和运行的人正是我。
这时已不是战前的肃反年代，仅凭无端的猜测是不能定一个人的罪的。然而就在这时，我的父亲在东德参加学术会议时叛逃到西德。父亲是一名生物学家，是执著的基因学派，但在当时的苏联，基因学说还处于大逆不道的境地，他的学术观点受到压制，精神上陷入一种深深郁闷，我想这也是他叛逃的主要原因。他的这个举动给我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调查集中到了我身上。我领导的小组中的一些人为了明哲保身，按照纳尔诺夫的授意对我百般诬陷，最终使我的间谍罪名成立，被判处二十年徒刑。
但纳尔诺夫在技术上却离不了我，就向上面建议，让我服刑期间回基地继续原来的工作。回到基地后，我过着低人一的等的生活，没有人身自由，活动范围只能在基地之内，连穿的工作服颜色都同别人不一样。最难受的还是孤独，除了在工作中，没人愿意同我接触，只有组里刚分配来的女大学生平等的对待我，给了我许多温暖，后来她成了我的旗子。
作为一种逃避，我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研究中。我对纳尔诺夫的憎恨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但说来奇怪，对他的那套‘化身博士’猜想，除去不相信有人故意破坏外，我还是基本同意的，我真的认为是未知的参数偏离导致了那次试验的成功。这让我心灰意冷，因为如果最后找到了那个或那些偏离的参数，只能使我更难以证明自己的清白，但我在工作中丝毫没有考虑这些，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期望再次成功地产生球状闪电。
这以后的研究路线是很明确的：参数的偏离不可能太大，否则在放电时各种监测仪器甚至肉眼都会觉察到，于是试验时应该依次使各个参数在记录值上下进行微小波动，如果考虑到多个参数同时偏离的情况，这是一个庞大的组合，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肯定纳尔诺夫是故意陷害我，因为如果他相信是我搞的破坏，自然会想方设法让我说出使哪些参数偏离了，但他一次也没有问过我。而被无休止的繁重试验任务搞得筋疲力尽的其他人则对我充满了憎恨。但这时包括我在内，都相信再次成功产生球状闪电只是时间问题。
事情的发展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当所有可能的参数偏离都试验过之后，仍没有成功，这倒使我意外地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当时正值勃列日涅夫上台，与那个放猪出身的前任相比，他喜欢附庸风雅，对知识界要温和的多。我的案子被重新审理，虽然没有宣判无罪，但还是被提前释放了，并给我提供了一个回莫斯科大学任教的机会。这可是在这偏远基地工作的人渴望的机会，但我留了下来，球状闪电已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不可能离开它。
现在要倒霉的是纳尔诺夫了，他要对研究的失败负责了，虽不至于像我那么惨，但他在学术上和政治上的前程算完了。他挣扎了一下，坚持他的‘化身博士’猜想，与以前不同的是认为偏离的参数可能在其他三个系统，于是又开始进行了大量的试验，这个试验计划更加庞大，如果不是被一个意外的发现打断，它不知要进行多久。
3141基地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雷电模拟系统，在进行球状闪电研究的同时，也进行一些其他的军用或民用实验研究项目。在一次为防雷工程进行的试验中，竟然意外地再次产生了球状闪电！这次闪电的参数，同我们第一次成功试验的参数相差甚远，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至于各种外加因素，如磁场和微波激射等，这次试验中根本就没有，只是一次纯闪电！
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噩梦般的循环：在同一参数下把这次试验重复了上万次，结果同第一次一样，球状闪电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一次不可能有破坏者使参数偏离，连纳尔诺夫也承认他的‘化身博士’猜想有误了。他被调回西伯利亚分院，担任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行政职务直到退休。
这时，3141项目已进行了15年。纳尔诺夫走后，基地改变了试验方向，开始进行各种不同参数组合的试验，在其后的10年间，又产生9个球状闪电。每产生一个所需的闪电次数最少为7000次，最多达几十万次，每次产生时的试验参数均不相同，大部分相差甚远。
80 年代中期，受美国星球大战计划的刺激，苏联对高技术和新概念武器的投入也在加大，这其中包括球状闪电的研究。基地的规模急剧扩大，试验次数成倍增加，其目的是想从大量的试验中找出产生球状闪电条件的规律。在这最后的5年中，共产生了16个球状闪电，但同以前一样，对于产生它的条件，我们没能发现任何规律。”
格莫夫领我们走近了那个梯形台，用电筒照着它说：“我把它当成纪念碑了，当被过去的回忆折磨的时候，我就到这来刻上些什么。”
我看着梯形台的这一面，在电筒的光圈里，我看到了许多曲线，好象是一群游动的蛇。
“这三十年的试验中共产生了27个球状闪电，这是用那27次试验中的主要参数绘制的曲线。比如这条，是闪电的电流辐值；这条，是外加磁场的强度……”
我挨着仔细地查看那些都是由27个点绘制的曲线，好象是在看一段段的噪声记录，或是某个生灵垂死时痛苦的痉挛，毫无规律可言。
我们跟着格莫夫转到了梯形台的另一面，看到上面刻满了名字。
“这是三十年中为3141项目献身的人，恶劣的工作环境夺去了他们的生命。这个是我妻子，死于因长期接触放电辐射而患上的一种怪病，浑身皮肤溃烂，极度痛苦的死去。这些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死于这种病。这是我儿子，他死于基地产生的最后一个球状闪电，这三十年间试验中所产生的27个球状闪电共杀死了三个人。那东西似乎可以穿透一切，谁也无法预料它把能量什么时候施放到什么地方。不过我们并不觉得进行这种试验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因为成功产生它的机会太小了，人们会从高度警觉中渐渐松懈下来，而球状闪电往往就在这时出现，造成灾难。当最后一个球状闪电出现时，试验现场的人安然无恙，它却穿透了厚厚的岩石，把处于中心控制室的我儿子烧焦了，当时他是一名在基地工作的计算机工程师。”
格莫夫关掉了电筒，转身面对着洞厅里广阔的黑暗空间，长长出了一口气：“当我走进控制中心时，看到那里还像往常一样宁静，在天花板上照明灯柔和的光芒下，一切都是那么光洁明亮，所有的计算机设备都在无声地正常运转着，只是在那洁白的防静电地板正中摊放着我儿子几乎全部被烧成灰的遗骸，仿佛是从什么地方向那里投射的一个幻影……在那一刻我认输了，在这自然或超自然的力量面前，经过三十年的奋斗，我彻底认输了，我的生活在那一时刻已经结束，以后只是活着……
...
当我们又回到地面时，雪已经停了，残阳在西边的树梢上，给雪染上了一层血红色。我迈着沉重的步子向飞机走去，我觉得自己的生活也结束了。
回到格莫夫的住处后，我们三个整夜无节制地喝酒。西伯利亚的狂风在窗外呼号，《新思维》一本接着一本地在壁炉中化为灰烬。墙上和天花板上无数个球状闪电围着我旋转，越转越快，我仿佛陷入了一个白色光球的旋涡中。
格莫夫醉醺醺地说：“孩子们，找点别的事干吧，世界上有意思的事很多……人生就一次，不要浪费在虚无缥缈的东西上。”
后来我就在书堆中睡着了，梦中我又回到了14岁生日之夜，在那雷雨之中的小屋里，我一个人面对点着蜡烛的生日蛋糕，没有爸爸，没有妈妈，也没有球状闪电，我关于他们的梦已经结束了。
第二天一早，格莫夫送我们直到机场，分别前，林云说：“我知道，您对我们说了许多不该说的事情，但请放心，我们以人格保证，绝不会把这一切说出去……”
格莫夫朝林云扬起一只手：“不，少校，我让你们来的目的就是想把这一切公诸于世，我想让人们知道，在那个可悲的理想主义年代，有一群共青团员来到了西伯利亚的密林深处，在那里追逐一个幽灵，并为此献出了一生……”
我们紧紧拥抱，泪流满面。
...
飞机起飞后，我疲倦地闭起双眼靠在座位上，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旁边座位的一个乘客捅了我一下，问：“中国人？”我点点头后，他指了指座位前面的电视，好象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看电视他很奇怪似的。电视上正在播新闻，形势又紧张起来，战争的阴云越来越浓。我太累了，已麻木的心对一切都不再关心，包括形势和战争。我转头看看林云，她正专注地看着电视，我很羡慕她，球状闪电只是她生活中一段时间里的一部分，失去它也不会对她构成致命打击。我不一会就睡着了，醒来时，飞机就要降落了。
傍晚的北京春风拂面，有一种令人陶醉的温馨，一时还看不出战争的阴影。冰雪中的西伯利亚这时对我来说已是一个无比遥远、似乎只在梦中存在过的世界。其实现在看来，我以前的所有生活也是一场梦，现在梦醒了。
在华灯初上的长安街上，我和林云相视无语。我们本不是同一条路上的人，我们各自的世界相距那么远，是球状闪电把我们联到一起，现在，这个纽带不存在了。张彬、郑敏、格莫夫……在那个祭坛上被肢解的人已经够多了，再加上我一个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我感觉到自己心中那已经熄灭的希望之火又被泼上了冷水，现在那里只剩下浸在冰水中的灰了。
再见了，美丽的少校。
“不要放弃。”林云看着我说。
“林云，我是凡人。”
“我也是，但不要放弃。”
“再见。”我把手伸给她，街灯的光里，我看到她的眼中有泪光闪过。
我一狠心松开了她那温暖绵软的手，转身大步离去，再也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