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先生，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谈吧。昨天您谈了一段您和牛天德之间的故事，是很动人的，后来您逃跑了，跑回老家去了。今天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逃跑的--逃跑的过程。我访问过许多在夹边沟劳教过的人，有几个人讲述他们逃跑的历程。也是很动人的。我想，您的逃跑的路上也会有许多曲折、危险和艰辛。
我在高吉义先生花卉医院的斗室里那把小板凳上坐定之后，对高先生说。我这是第三次采访他了。第一次他就概括地谈过他开设花卉医院的经历了：他是1957年在位于中央广场的兰州市中医门诊部定为右派的--那时还没有兰州市中医医院--1978年落实政策，兰州市卫生局安排他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医院的领导要他重操旧业当医生，他没有同意。他跟医院领导说，自从定为右派之后，他已经二十几年没当过医生了，在医学迅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再当医生，他只能是个庸医，而庸医是要害人的。
医院领导问他，那么安排你干什好呢，去做个按摩师行吗？他也没同意，他说，我恐怕连个按摩师都当不好；你看看我的手，我这是当农民种地当木工拿锯子的手，能去给病人作按摩吗？你们就随便安排我当个工人吧，烧锅炉呀，扫院子呀，都行。只要给我发工资就行。医院领导面露难色：那哪行呀，你是医生，国家干部，我们要是安排你当工人。市卫生局会批评的，说我们落实政策的工作没做好。他的工作安排问题拖了几天：领导看他真不愿当医生，就想安排他当个行政科科长。领导也是好意，觉得他受了二十年苦，给个官当吧，也算是补偿。可他坚决地拒绝了领导的好意，说，当官的事我是坚决不干的，你们就叫我当工人吧。他自告奋勇自我推荐说，我给你们养花吧，就当个花工；咱们医院里光秃秃的，一块草坪也没有，一盆花也没有，这哪像个医院呀。
当时医院领导的心动了一下，因为市政府绿化委员会已经几次批评过医院了，绿化工作做得不好；医院正想在绿化上花点钱。医院领导问他，你会养花么？他回答，我打成右派从夹边沟跑回陕北的老家之后专门务劳果园，种过花。他看领导有点动心，就又说，你们只要买点木头，什么事就都不要操心了，我自己盖花房，我保证三年之内叫咱们医院评上绿化合格单位。领导看他真的不想当官，愿意去养花，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并说，你还是干部编制，科长待遇。
高吉义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养了十几年花。他叫领导买了几方木头，自己解板子，自己盖花房。他报名参加了一次北京《花卉》杂志举办的培训班。他建起了一个很好的闻名遐迩的花房，把兰州各单位花房的名贵花卉引进了第一人民医院的花房，把市场上最为时尚的品种引了进来。医院各科室办公室摆满了四季花卉。仅一年的时间，市人民医院的门口挂上了市绿化委员会颁发的牌匾……当年整过他把他定为右派而现在是高官的人都来他的花房参观，向他要花……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涌来的时候，他又向领导建议把花房推向市场，自负盈亏。
他在五十八岁的时候申请退休，受聘于崔家崖的一家花卉生产基地。后来花卉基地易主，他因看不惯新主人的霸道愤而辞职，自己开设了这个简陋的花卉医院。因为名声远播，几家花卉公司的老板来请他，愿出高薪，但他拒绝了。他告诉我，从夹边沟出来之后，他就立志永世不当干部；离开崔家崖花卉基地之后又下了决心：不受雇于任何人。他说，现在不缺吃不缺穿，不担惊受怕，不逃亡不怕公安机关通缉追拿，开个花卉医院给不会养花的人讲讲养花知识，一天挣个十元二十元或是三十元，真是逍遥自在……
高先生仍然坐在那把铺着棉垫的高背椅子上，他的左手放在堆满瓶瓶罐罐的桌子边上，把他农民样的脸朝着我。他是五十年代的中专毕业生。他还不算很老，才六十四岁，脸上皱纹不多。但一条横贯前额的抬头纹很深，像是刀子刻出来的沟壑。他的面孔总是给人很严肃的感觉，皮肤粗糙，少有笑容。他也笑，但笑容还没在脸上荡漾开来就突然凝固，笑声戛然而止。他的脸上，只有那双眼睛很有特点：很黑，很亮，显出智慧、机灵、严峻和柔和的神情。嗓门干巴但却洪亮。
他久久地用黑亮的目光看我，干巴巴的声音说，逃跑的经过嘛，那确实是惊险、曲折……
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那是十一月初的一个深夜，也就是牛天德到我的窑洞里来托付后事之后的三四天……不，不，我记错了，不是深夜，是七八点钟的时间。我那时没有表--原来有一块的，是梅花表，到夹边沟不久就叫分队长收走了。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在农业队劳动，分队长叫陈风林。陈风林是商业厅的一名科长，积极得很，为了向领导邀功，对下边的人很严厉。是他有一天把我逼住，叫我把表抹下来交给他。我说为啥把我的表收走，他说防止我逃跑--但我从开过晚饭后间隔的时间估计，那时也就八点钟的时间，我提了个棍，穿上一件棉大衣，悄悄地出了窑洞，往明水河车站走去……
说到这儿，高先生停顿了。他似乎是在努力地回忆什么，又像是思考，俄而又说下去：
到了车站列车还没来。我早就打听好了，从那些酒泉、玉门和嘉峪关来探望丈夫的妇女们嘴里我早就探听好了，夜里九点钟左右，有一趟从西边开过来的慢车在明水河车站停车。我就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等着列车进站……
我打断高先生的话：我听说晚上有人巡逻……
对，你说得对，是有人巡逻，但那天我走的时间早，天黑不久就走了，巡逻的干部和分队长们都是八点半钟才出门巡逻或者追捕逃犯的。从明水的山水沟到火车站才五六里路，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们去车站截人，或者追捕某某人，都是车快进站的时候才赶到车站去。他们知道，人只要是逃跑，那都是计划好的，在路上很难截住：人家随便往哪个沙堆子后边一藏，他们就找不着。但他们知道，逃跑的人总是要到火车站去买车票的，火车进站前总要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的，总是要上火车嘛。他们就在你临上车时抓住你。抓住了逃跑的人，回来就升级--因为逃跑罪加一等，正式逮捕，五花大绑或者戴上手铐送到饮马农场劳改；最轻的也要关禁闭、开批斗会，然后送到严管队去。因为走得早，我那天运气好，没遇上巡逻的。那时候买火车票是要介绍信的，我没介绍信，也没有钱，就没进候车室，只能在路基下边的黑暗处趴着。等待时机。
你遇到狼没有？我又一次打断高先生的话说，你昨天不是说了吗，明水农场因为死的人多，周围狼也多，成群结伙地跑到坟地吃死人，也扑活人。你没遇到狼吗？
狼，你说狼吗？高先生怔了一下，说话也停顿了一下。狼，我是碰见了两只。那天夜色很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专门选的这个日子。我看见了两只狼的眼睛，眼珠子绿莹莹的，也隐约看见了狼的影子，可是它们没有扑我，没有靠近我。可能它们看见我手里的棍子了，怕我。也可能那两只狼吃得太饱了，不想吃我。
你没害怕吗？
也没怎么害怕。那时间我虽然浮肿了，但我到底年轻，手里提个棍，一两只狼我还是能抵挡得住的，它们对我还下不了手。
你走过去它们也没追你？
没追。可能狼看见我手里提的棍了。
高先生回答完我的问题又接着说下去：等了一会儿，火车进站了。当火车头上的大灯从候车室和票房前掠过的时候，我看见没有站台的路基上没有几个上车的人，也看不见有追捕者。只有一两个手提信号灯穿蓝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车停下了。火车车厢的门一个个打开了，车厢里灯火通明，列车员下了车站在门口。这是上车的好时机，但我趴着没动。我没有车票，怕走到门口列车员不叫上车，也怕像我一样躲藏在黑暗处的追捕者扑上来把我抓住。后来，列车员上车了，车门关上了，有个提信号灯的人往车头车尾摇了几下，火车呜地鸣了一声笛，就听咣嘡嘡一阵响，车开动了。这时我才从黑暗里一跃而起，急忙忙跑上路基，一下子扑在列车门口的台阶上，我的一只手抓住了门旁的铁扶手。我估计车站值班员没有看见我。他要是看见了，给车头发个信号，车就会停下。那是我最害怕的，我就跑不了啦。可是车并没有停，而是加速了，越驶越快，一眨眼的功夫驶过了扳道房。过了扳道房我就放心了。我挣扎着在台阶上站了起来，手紧紧地抓住铁扶手，把身体贴在门上。门是锁着的，也看不见列车员，我就开始用拳头砸门。
在呼啸的从巴丹吉林沙漠刮来的寒风中，在列车卷起的风声中，在列车咣当咣当的响声里，我的拳头砸在门上的声音太微弱了。列车员已经走进车厢去了，或者是到他的乘务员室休息去了，根本就听不见我砸门的声音--再说，我也不敢胡来，真要是把玻璃砸碎了，我就是进去了，也没钱赔人家，那就麻烦啦。但是，我必须砸门，砸到列车员听见。我不能总在门口站着：我已经冻僵了，我的手抓不住扶手了，时间一长我会坚持不住的，就会掉下车去摔死，或者卷进车轮下边碎尸万段。
我砸呀砸呀，终于，有一位穿越车厢的旅客看见了我。他走到门口看了看我，隔着玻璃喊了声什么，走进车厢去了。不一会儿，他领着列车员走过来了。列车员打开了门。这是名男列车员，他气哼哼的从胸前抓住了我的衣裳，一把将我拉进车里。他关上了门这才开始训我：你怎么趴在门上！你想死呀，不想活啦！训完了又问我有车票吗？我说我买了车票。我装出掏车票的样子来，这个口袋摸摸，那个口袋摸摸。我穿的是一件小棉袄，外边套了一件华达呢的中山装，是我存着没穿过的新制服。我的样子并不像一个逃犯的样子，并且由于逃跑前收拾过头发刮过脸，所以尽管我没掏出车票来，但他对我的态度还是客气的，他把我叫到了乘务员室，没再说什么就关上门出去了。我在心理上觉得已经离开劳教农场了，有所宽心，再说经过这么一番剧烈的折腾，我虚弱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他一走我就歪在椅子上睡着了。
睡了一会儿，突然我的脑门上一痛，我醒了，看见面前站着一名乘警。可是因为身体太虚弱太疲惫了，虽然面前站了一位警察，但我的眼皮睁不开，又沉重地合上了。结果是我的脑门又疼了一下，而且比第一次痛得厉害。我再次挣扎着睁开眼睛，看见那警察笑着说，嘿，你还睡得挺香呀！醒一醒，醒一醒！说着话，那警察又在我的前额上弹了个脑嘣儿。我赶紧坐起来，接着又站起来。这时我清醒了，知道遇到麻烦了，但我嘴里咕噜着说出一句话来，显示出我不怕他对他毫不在意的意思。
做啥呀，你把我打痛了？
那警察似是一怔，但又笑了说，打痛了？你还觉着痛呀？我还当你没醒呢。喂，车票呢，拿出来看看。
我知道骗不过他的，就说，车票，哪还有钱买车票？我两天没吃饭了，你们要有吃的，先给我点吃的吧。
警察眨巴着眼睛看我片刻，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回答，我是陕西扶凤县委组织部的秘书，到明水农场搞外调的。
有证件吗？
证件？什么证件？我在来明水的路上连挎包一起叫贼偷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饿了两天了。
那警察将信将疑，又停顿了片刻，才又问我叫什么名字，还问扶凤县的县长是谁，县委书记叫什么名字。这一切我都对答如流。当然了，我的姓名是假的，除此之外，县长县委书记都是真的，因为前几天扶凤县的一位干部来看望他的在明水劳教的右派亲戚，说话时我听下了，且都烂记于心。
那位警察问了几句，看问不出什么破绽来--可能他也不清楚扶凤县在哪里，县长县委书记叫什么--但他对我的疑虑并没消除，说，叫贼偷了你就该给县上发电报嘛，怎么半夜里扒车？
我说，好我的警察同志，你知道明水农场是干啥的吗？那是劳教农场，饭都吃不上了，饿死人，我还能在那里坐着等汇款吗？我跟他说话，口气很随便，叫他觉不出我有什么慌张和胆怯。这一来他不好再说什么了，跟我说话的口气也变了，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买车票是不行的。你先到车厢里坐着去吧，到了张掖就下车。前边是临泽，小站，你下了车不方便。到张掖下车，你去张掖地委请他们帮你解决一下吧。你总不能饿着肚子回陕西去吧？
我知道，硬赖着坐车不符合我的"身份"，会露出破绽来，便顺水推舟说，那好那好，我计划就是在张掖下车的，到张掖县委去请他们帮助解决一下我的困难……
到目前为止，我的逃跑还是很顺利的，我认为自己骗过了乘警。可是车到张掖火车站，他把十几名无票乘客撵了过来。叫他们和我一起下了车。下了车我想独自走开，再混上车去，但却被他喝住了。他和车站上的一位警察说了几句话，那位警察就很严厉地对我们十几个人吼道，过来过来，到这边来！我还想像在列车上一样对这位警察讲些我早就编好的瞎话，但这位警察连听都不听，大声喝道，走！往前走！这边！
没有办法，我只好跟着那群人走，进了一座黑乎乎的院子。
进了院子我就发现坏事了：院子里黑压压都是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些人叽叽喳喳说话，有四川口音有河南口音，而且我们的身后还有人被赶进来。一间大房子亮着灯，那位警察叫我们往那间房子走，说是叫我们登记。走到门口，我看见房间中央放了两张桌子，坐着两名警察。我在心里立即作出决定不能登记：这是个收容所。1958年的春天，还没有宣布我为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之前我就听人说，公安局派出所把外地流窜来兰的无业游民送进收容所，集体押上火车送往河西走廊的赤金农场、蘑菇滩农场强制劳动，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我可是不能脱离虎口又进狼窝。
那位警察把我们领到房门口叫大家排好队就又走了。我正好排在最后边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我找个机会就离开队列混进院子里的人群里。我在人群里走了走，搞清楚这些人都是从河南、山东、四川等省来的农民，盲流，他们想到新疆去谋生，但在张掖被赶下了火车。我看见院墙不高，也就一人高，便对两名站在我身旁的四川姑娘说：你们怎么不跑？一个姑娘说，天亮了管饭，等吃完饭再说。我说我现在就要跑，请你们帮帮忙。我用双手扒住墙头，两个姑娘从下边推我，我翻过墙头跑了，跑到候车室去。
候车室里偶尔有警察走动，但我很镇静地坐在椅子上看书，装成候车的样子。我自信自己的穿着举止不像个盲流，也不像逃犯。
警察还真带出去了几个人，却没来盘问我。我坐到了天亮。天亮后太阳出来了，外边开始暖和一点了，我走出候车室。经过一夜的折腾，我的肚子饿得扁扁的，又饥又乏，我得想办法搞点吃的。离车站很近就是通往张掖县的马路，有几家饭馆，还有烧饼铺，门口的玻璃柜里码着很多烧饼，但是我没有钱也没有粮票买烧饼。我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手里提的一个布兜，布兜里装着我心爱的两本书。我从兰州到夹边沟带着它们，从夹边沟迁移明水还保存着它们。在明水很多人把书撕掉烧火取暖了，我没舍得烧。我从草滩上捡牛粪取暖。可现在我决定卖掉它们。我需要食品：我已经饿得双腿发软、眼冒金星了，如果不补充点营养，我就要倒在街头了。
我把两本书从布兜里拿出来，双手托着沿街走动，寻找买主。我寻找在我看来是念过书的人。我认为，那些不识字的引车卖浆者流是不会买我的书的。当然，卖给搞医的人最好，但我无法辨认出这种人来。遇到像是识字的人，我就走过去问，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要不要？有的人瞅我一眼就走过去了，看都不看书一眼。有的人站住了，看一眼书，或者接过去翻一下又合上，递给我：没用，我不是搞医的。
一上午我也没有卖出书去。到了下午，我几乎都绝望了：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脚步蹒跚，快要走不动路了。我觉得麻烦了，我非得倒毙在张掖火车站的街口上不可了。我想，与其倒在街上，还不如到候车室坐着去。在候车室倒毙，铁路工作人员可能还要管一管，说不定在我气息奄奄之际给我一点吃的，或者把我送到收容所去。这时候我突然就改变了昨夜的想法，进收容所就进收容所，总是要给口饭吃的，饿不死。我的脑子里突然就想起了昨夜那两个四川姑娘说的话：吃完饭再说--她们比我有主意呀！
我走近火车站了，快要走完那段马路了，这时我发现两个蓄着长胡子的老人在一间房门口晒太阳。我看得出来，这是两位有文化的老人。他们的穿着和脸色气度表现出他们不是引车卖浆者流。我想再试一次我的运气，便走近他们，以谦恭的口气说，老爷爷，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们买下好不好？两位老人看了看我，接过书去了。他们两人交换着翻了翻书，不说书好书坏，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是陕北人，家庭是中医世家；由于家乡遭了灾，想到新疆去谋生，到张掖没盘缠了，不得不把这两本书卖了。其中一位老人说，陕西也遭灾了吗？另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娃娃，你把这两本书留下，我给你买两个烧饼。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了一天，我已经了解到饥饿在张掖地区的惨烈，--街头上卧着饿倒了的人--知道食品在张掖地区同样的金贵，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那两本书一本是《针灸大全》，一本是《针灸学》，要是放到现在，就是称斤卖也能买三四个烧饼。
老人在一家国营饭馆里买了两块半斤的烧饼，还给我要了一碗开水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我稀里呼噜就把两块烧饼吃了，开水也喝光了。我自己又要了一碗开水也喝干了。
两碗开水和两块烧饼下肚，我的身体立即就发热了，觉得又有了力气。我又回到候车室，开始想办法上火车。
可是一下午一整夜我也没上得了火车。现在回忆起来，兰州往西的这一段铁路上当时总共就跑着两三趟列车，一趟快车，一趟慢车……可能还有开往上海去的一趟快车吧……我也记不清了，反正车不多。每一列往东的列车进站，我都跑到站台上去，但是上不了车。车一进站，列车员就站在门口查票，没票的人不叫上车。我亲眼看见没票又想上车的几个背着包袱的河南农民叫站台上的铁路警察带走了。我就没敢靠前。
第二天白天我也没能上火车。
好在这个白天我从候车室外的台阶上拾到一张废票，等到半夜里我曾乘坐过的那趟列车进站又要开动的时候，我手里捏着废票跑到车门口去，口里喊着不要关门不要关门，朝着列车员晃了晃票，装出很急的样子上了车。
一进了车厢。我就跑到另一节车厢去了。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东张西望一阵子，看没有人注意我我就钻进座椅下边去了。肚子是空的，又不用上厕所，我一直在椅子下边蜷缩着到了兰州。
在兰州的事我就不说了吧，昨天已经说过了。在姐姐家只待了一夜，好好吃了两顿饭，一顿是我妈做的酸汤疙瘩，一顿是我姐姐擀下的长面，然后就接过我姐给的四十元钱，趁着夜色赶到火车站，用买好的车票上了火车，一帆风顺地到了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