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毛说离开就离开，他一去北京，就四年没有再来武汉。
大毛去了北京之后，很快就给我们来了信。信是写给我们班全体同学的。大毛对北京和他校园的溢美之词充满了几页信纸，俨然是一个从旧社会突然步入了新社会的翻身农奴。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大毛的信有炫耀之嫌，就派班上最差的同学给他写了一封错别字连篇的回信。柳思思因为没有单独收到大毛给她的来信而倍感沮丧。大家就开她的玩笑说：你算了吧，人家是首都的人，你是外省乡下人，没有共同语言的。
柳思思柳眉倒竖，双手叉腰说：放屁。我们走着瞧！
后来，大毛给我的来信和寄给我的高考复习资料，都被人先拆开看过后又用米饭粘上了。这种举动又惊醒了我内心的悸痛。那是在“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时候，我看见红卫兵就那么理所当然地拿起了我父母的私人信件和日记本，我当时心里就难受得什么似的。从此我就绝对不再写信与人。我也绝对不再写日记。我把用米饭粘上的信封寄给了大毛，除此以外我一个字也没有写。大毛也就不再给我来信了。几个暑假，大毛都给我们全班同学来信，邀请大家去避暑胜地旅行。很多同学组织起来，大家咋咋呼呼地讨论怎么个去法。柳思思是最积极的。我没有参加，在熟人越多的地方，我总是越感无聊。
无聊感经常导致我—无所获。所以，我就和两三个与我谈得来的女同学一块儿旅行去了。
1979年的暑假，我们几个人坐火车去烟台。在从青岛至烟台的蓝村换车的时候，我听见大毛的声音在惊喜地叫唤我的名字。原来他在一辆方向与我相反的火车里。火车在行进着，声音响了好一会儿，大毛的脸才从车窗里伸了出来。我朝那张长了胡子的脸兴奋地“氨了一声，那张脸就模糊了，很快就变成一个没有表情的黑点，侧挂在火车的车窗上。
在我毕业的那个暑假前夕，大毛给我挂来了长途电话。不知大毛是用什么方式说服了传达室的老头、他居然同意在晚上九点钟的夜色里蹒跚地摸到我们宿舍来叫我。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电话还只是被用来传达紧急消息。我一听有我的电话，全身就紧张了起来。我如箭一般地冲下楼，只用了两分半钟就赶到了校门口的传达室。可是电话的话筒不知道已经被谁挂在了机座上。我还是拿起话筒听了好一会儿。第二天晚上，大毛又来了电话。我跑到传达室门口，透过锁着的纱门，看见黑色的话筒孤零零地被撇在油漆斑驳的桌子上。我衷心地希望传达室老头身体健康，脚步能够迈得更快一些。
可他还是在我等待了六分钟之后才来给我开锁。我拿起话筒，话筒里果然已经是一片忙音。我不知道大毛有什么事情？或者说出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居然使用了电话！第三天晚饭之后，我就去邮局挂长途电话去了。我找了几个邮局，都说不能挂长途，要到专门的电讯营业所才有该项业务。我转了几次公共汽车，总算找到了挂长途电话的地方。我在一张单子上填写了大毛的学校地址和他宿舍的号码，营业员递出来一张被无数的手指摸得油腻腻的小纸片，上面写着一个号码。之后，我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过去了，营业员叫号的声音总是兀然地响起，令我在瞬间遭遇一次希望与失望。她叫的号码总是与我的小纸片上的号码不符。夜已渐深，我担心回校太晚，学校关门。可是我又已经等了这么长时间了，实在不忍放弃已经付出的等待。后来，待到营业员叫到我的号码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我一再地确认了自己的号码才急促地跑进电话间。
我说：喂！
对方也盲目地用一种飘忽的高声说：喂喂！
这不是大毛的声音。这是大毛他们学校的传达室。传达室也要在证实了我传呼谁之后再去叫谁。
他们的传达可能比我们的年轻，走路比较快。我听见一个有力的脚步来了，我的心提了起来，接着还是那个盲目的声音，它简单地无情地对我说：他不在。
电话就被挂断了。我回到学校的确是晚了一点，大门叫不开。我只好从大门上面翻过去。当我正骑在大门顶端的时候，传达室的老头出现了，他用手电简直射我的眼睛，牢骚满腹地说：如今真是不像话！女生在外面鬼混到深夜才回来，还会像土匪一样地飞檐走壁了！
我没有再敢出去打长途电话。我对长途电话的畏惧超过了对传达室老头的畏惧。长途电话与传达室老头加在一起的麻烦超过了我对大毛为什么给我来电话的好奇。
几天以后，我应邀去一个医生家作客。这位医生是我的第一个实习老师。我在武钢一栋宿舍楼的楼道里遇见了大毛。大毛和黄凯旋正在下楼，他们大声地说笑着，带着洗头之后的香皂的气息。大毛看见我之后站住了，摇了摇头，又眨了眨眼睛，像话剧演员那么强调地说：真的是你啊！
大毛是这天下午刚到武汉的，是黄凯旋开着单位的车去接的他。他就住在黄凯旋的家里。他说准备明天上午去我们学校的。大毛急急忙忙地解释着。我们都没有因为巧遇而改变我们这天晚上本来的计划。他是要和黄凯旋去看电影《城南旧事》的，据说这部电影非常好，黄凯旋特意为欢迎他而好不容易弄来了票子。我则想都没有想是否应该去对那位医生说一下，更改一下接受邀请的时间。
大毛在电影院遇上了他以前的好几个朋友。他的朋友好像到处都是，来得非常容易。这样，大毛就被他的朋友接走了。他们去游览了黄州文赤壁和蒲折武赤壁。大毛让黄凯旋来问我愿意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去。我说不愿意。我和黄凯旋说话比较随便。
我说我又不认识大毛的那些个朋友。黄凯旋说你呀你这个人，我就知道你不会去的。其实你去了不就和大伙认识了？我说我要认识那么多人做什么？黄凯旋说其实大毛是特意看看你的，他分配在北京了，工作以后就没有时间了。
原来大毛给我打电话就是急于告诉我他的分配结果。他被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北京某部委。这是一个牌子很大的中央机构。大毛说：电话找不到人他干脆就来武汉得了。人是干什么的嘛？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大毛说他这些话的时候喜形于色，人生的得意怎么也掩饰不祝在黄凯旋的精心安排下，我和大毛终于有了一个单独在一起的时间。上午九点钟，我们分别来到了汉口的江汉关。碰头之后我们就沿着江汉路一直往大街上走。大毛建议我们逛逛书店，然后就去吃著名的蔡林记热干面，然后就到民众乐园听听汉剧、楚戏什么的。我同意了大毛的建议。尽管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行动带着没有任何基础的空虚感，也不知道会用什么样的收场来作为结局。但是大毛从北京特意地来了，我也就不能太坚持原则了。
没有料到的是，其实一切都不用我前思后想，生活自有它的规则。一场节外生枝的意外很快就结束了大毛的武汉之行。
我们在江汉路上步行了十来分钟，来到了十字路口，这里正在修建环形高架桥，人行道变得非常狭窄，偏巧这里又是最繁华、人流量最大的地方。行人都拥挤在一块儿，摩肩接踵地移动着。我的身后有一个男人早就不耐烦了。
他不断地催促我说：快一点！快一点！
我回过头告诉他：对不起，我快不了，前面都是人。
可是这个男人还是粗鲁地用指头捅着我的肩，说：快一点好不好！
他用一口汉腔骂骂咧咧地说：个把妈的，天上怎么不掉下一颗原子弹，把这么多婊子养的人都杀光它！
大毛擎住了男人的手指头，然后把它甩到一边，说：请你对女同志礼貌一点。
男人伸手就要打大毛，说：咦呀嗨，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江汉路上还冒出了一个敢管闲事的普通话！
这个时候的大毛已经是参加过大学生运动会的田径运动员，他比那男人高多了，也强壮多了。大毛不仅敏捷地接住男人的巴掌还暗中使了一点劲。男人脸色顿时就变了。他一蹦三尺高，指着大毛的鼻子说：好！好！你给老子等着！老子今天踏平江汉路也要找到你！
男人飞快地挤出了人群。我和大毛都以为事情就此过去了。可是周围的武汉人警告我们说：你们要赶快走掉！否则大祸临头了！我和大毛都有一点不以为然。这青天白日的，又是武汉市最繁华的大街，交通警察就站在十字路当中的岗亭上在指挥交通，还会有什么事情吗？尤其是大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又是在女同学面前，自然要表现得更加地从容不迫。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们身后就发生了异常的骚动。我回头一看，那个男人，率领五六个地痞，拎着西瓜刀和木棍，一路推开路上的行人，杀气腾腾地追上来了。
我不顾一切地拉着大毛就跑。大毛还不愿意。
我当街就朝大毛发脾气了。我说：大毛，你现在要是不听我的，我从此绝对不再理睬你！绝对！我知道武汉人的德行，这些人上来就会拿刀捅人的。
我急得嗓音都变调了。大毛这才跟着我跑进了新华书店。我经常来逛这家书店，知道它与古籍书店和翰墨林都是相通的。最近它还开辟了一间地下室，专门卖古旧书籍。地下室的门非常隐蔽，一般人都不知道。男人一伙跟着追进了新华书店，一路耀武扬威地吆喝着，所有的人都纷纷让道。大毛屈辱地被我死死地拽着，跟着我转弯抹角地跑进了地下室。在地下室营业的还是往日的那位老营业员。老头对我已经面熟。我赶紧把大致情况告诉了他。他的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说：不好！老营业员让大毛赶紧睡进书架下面的书柜里去。
大毛斩钉截铁地说：不！我就站在这里等他们！
我低声吼叫道：大毛！
大毛就是不听，昂首挺立，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我的眼泪急得流下来了。
老营业员见此情形，他就端了自己的茶杯出去了。老营业员把地下室的门带上并且挂上了锁。他自己则坐在外面喝茶。男人一伙到底还是寻过来了。他们大声地问道：老师傅，看见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模样的人了吗？
老营业员就和战争电影里面的革命群众一样机智，他说：看见了，你们上楼的时候，他们早就跑出去了。
危险过去了。我坐在地下室的旧书报上好半天站不起来。一味地只知道对老营业员感激涕零。大毛突然挥起一拳砸在一只旧木箱上。木箱上的一颗生锈的钉子刺进了大毛的手。大毛的血顺着铁钉往下滴，大毛一咬牙将铁钉拔了出来。我怕大毛感染破伤风杆菌，连忙把他带到医院注射了破伤风疫苗。
然后就找来黄凯旋，设法将大毛送上了北去的列车。
大毛在月台上举着他受伤的拳头，对我大叫道：冷志超，他妈的这种鬼地方，又不是你的故乡，你打算呆多久！
月台上的人都纷纷看我。我没有说话。我只是体谅地朝他送去了微笑。心有余悸的我此时只有一个愿望：祝他一路平安地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