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①。天之所恶②,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chǎn)然而善谋③。天网恢恢④,疏而不失。
【注释】
①或:这句中的两个“或”都是“有的”的意思。
②恶:不喜欢。
③繟:缓慢的意思。
④恢恢:广大的样子。
【译文】
勇于坚强就会遭到杀害,勇于柔弱就能保全性命。这两种行为一个得利,一个受害。天道所厌恶的,谁知道是什么缘故呢?有道的人也难以解说明白。自然的规律是,不斗争而善于取胜,不说话而善于应承,不召唤而自动到来,宽缓从容而善于安排筹划。自然的范围宽广无边,虽然稀疏但并不会有一点漏失。
【导读】
老子再次提出一个警告:应知进知退,不可恃勇妄为。告诫统治者,妄为妄争是祸患的根源。真正的得道之人会顺应自然,凡事依道而行。
【解析】
本章中,老子以一个“勇”字开篇,前半部分讲天道的生杀、利害、好恶十分微妙,甚至连圣人都不能完全理解其奥妙:后半部分讲道发生作用时完全是自然的,不用人为的造作,自然能够得到完美的结果。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在这里,“敢”的意义可以延伸为自身招致灾祸的鲁莽不智的行为。鲁莽是一种性格缺陷,这种行为往往会侵害他人,并从而导致他人对自己的报复,极有可能会被杀甚至株连九族,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老子所说的“勇于敢则杀”并非夸张之辞。整句话的大意是勇敢到什么都敢做的时候,就会招致杀身之祸;勇敢到有所顾忌的时候,就能保全自己的性命。怎么理解这句话所蕴含的道理呢?在老子看来,真正的勇敢应当是敢为而又有所不敢为,而不是恣意妄为,什么事情都敢做。
老子又说:“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勇于敢”和“勇于不敢”这两种行为同样是勇,但是因为它们的程度不同,所以导致的结果也就有很大差异。老子一向主张自然无为,这是他思想体系的核心,前面的章节中老子一再为我们阐释了无为的内涵,这一章老子再一次提起,并提升到了生死存亡的高度。同时,老子也反对恃强凌弱和肆意妄为。我们知道,自然之道是不可违逆的,如果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一定会受到惩罚。“勇于敢”是恣意妄为,它违逆了自然之道,所以做出这种行为的人会遭受惩罚。与此相反,“勇于不敢”是顺应自然之道的行为,所以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可以保全性命。老子把生死和勇放到同一高度来论述,可见把握好“勇”的度对人们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自然的法则,是不交战而善于胜利,不发言而善于回应,不召唤而自动到来,宽缓从容却善于谋划。也就是说,自然无欲无求却赢得了万物的归顺和爱戴。我们人类之所以要“争”,是因为有私欲,一旦有了私欲,人们就会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与他人、与自然争夺。人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显示出了自己所谓的“勇敢”。这种勇敢其实是违逆天道的,其结果必然是失败的。这段话的言外之意是说,由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人类生活的不变定律,这样就可以促使我们弃恶从善,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回归到大道中去,大道的德行就是这样实现的。
最后老子以“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作总结,不但警示人们不可“勇于敢”,还省略了一个不言自明的结论:顺道者昌,逆道者亡。
王弼《道德经注》
勇于敢则杀,必不得其死也。勇于不敢则活,必齐命也。俱勇而所施者异,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孰,谁也。谁能知天下之意邪?其唯圣人。夫圣人之明,犹难于勇敢,况无圣人之明,而欲行之也。故曰“犹难之”也。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顺则吉,逆则凶,不言而善应也。处下则物自归。垂象而见吉凶,先事而设诚,安而不忘危,未兆而谋之,故曰“繟然而善谋”也。
勇于主动坚决地作为必然不会得到安详的死亡。勇于处于被动雌柔的地位必然能够拥有完满的生命。都是有勇气但是做法不一样,得到的结果也不同,所以说有的有利、有的有害。孰,是谁的意思。谁能够了解天意呢?只有圣人。以圣人的明智还难于做到勇于主动坚决地作为,何况没有圣人那样的明智,而想做到主动坚决了。所以说圣人还为难呢。
只有不争,天下万物才都不能与他相争。顺应道的规律就会吉利,违逆道的规律就会遇到灾祸,所以应该不说什么却善于顺应自然规律。处于低下的位置,万物就会自发地归顺。观察事物的征象而能知道吉凶,在事前就端正心态,平安的时候也要时刻留心危险,没有出现征兆的时候就先谋划应对的方法,所以说宽缓从容却善于计谋。
苏辙《老子解》
勇于敢则死,勇于不敢则生,此物理之常也。然而敢者或以得生,不敢者或以得死,世遂侥幸其惑然而忽其常理。夫天道之远,其有一或然者,孰知其好恶之所从来哉!故虽圣人犹以常为正,其于勇敢未尝不难之。《列子》曰:“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患天道之难知,是以历陈之也。
勇于主动坚决地作为就会遭到杀戮;勇于处于被动雌柔地位就能使自己和他人存活、保全,这是事物的常理。但是主动坚决的人有时又能够保全,被动雌柔的人有时又难免遭到灭顶之灾,世人所以宁愿侥幸而忽视常理。天道源远流长,绵延久远,有一次偶然情况发生了,谁知道是什么导致了事情这样发生呢?所以圣人还是以通常、普遍的情况作为正确、正当的,还是以主动坚决为困难。《列子》说:“迎合天意,揣度利害,还不如放弃这样的企图。”担心天道难于认识,所以用历史的经验来陈说。
不与物争于一时,要于终胜之而已。“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未有求而不应者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谁召之哉?繟,杳然舒缓,若无所营,而其谋度非人之所及也。
世以耳目观天,见其一曲而不睹其大全,有以善而得祸,恶而得福者,未有不疑天网之疏而多失也。惟能要其终始,而尽其变化,然后知其恢恢广大,虽疏而不失也。
不需要与外物争一时的高下,关键要最终得胜。“天哪里讲话呢?四季依时轮回,万物自然生长。”没有有需求却得不到满足的事物。神的想法,凡人是不能够猜度、思考的,如果神的想法真的可以知晓,那么神还能对人发挥什么影响呢?繟,宽缓从容,好像没有目的和想法,而这样的谋略不是人能够达到的。
世人以感官来感知世界,只看到其中极小的一部分,而看不完全,有以善召来灾祸的,有以恶得来幸福的,没有不觉得天网网眼太大,经常漏过东西的。只有能够对道有从始至终的了解,掌握所有的变化,然后就能够知道天网的广大,虽网眼稀疏,但不会遗漏。
【经典解读】
【经典解读】
真正的勇敢不是肆意妄为,而是知进知退,知道坚守柔弱、下流。《吕氏春秋·贵公》上说“大勇不斗,大兵不寇”,就是这个道理。世人总以为勇敢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以为能够凭借强力让身边的人畏惧、佩服为勇敢。尤其是那些还不懂事的青少年,总是觉得“牛哄哄的”、“痞子气的”是勇敢,觉得《古惑仔》电影中那些小混混是勇敢,其实这都是因为心智不成熟而造成的笑话。
真正的勇敢是有道德、有原则、怀着慈爱之心的勇敢。孔子认为勇是由仁者之心产生的,故而言“仁者必有勇”;荀子在《荣辱篇》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有猪狗般的勇敢,有奸商和盗贼的勇敢,有小人的勇敢,有士君子的勇敢。争喝抢吃,没有廉耻,不懂是非,不顾死伤,不怕众人的强大,眼红得只看到吃喝,这是猪狗般的勇敢。做事图利,争夺财物,没有推让,行动果断大胆而振奋,心肠凶猛、贪婪而暴戾,眼红得只看见财利,这是奸商和盗贼的勇敢。不在乎死亡而行为暴虐,是小人的勇敢。合乎道义的地方,就不屈服于权势,不顾自己的利益,把整个国家都给他他也不改变自己的观点,虽然看重生命,但是,坚持正义而不屈不挠,这是士君子的勇敢。”这些儒家的大师们认为符合仁义的才是勇敢,这和老子的看似有异,实则相通。
“勇于敢则杀”,看似是勇,实则非勇,也就是荀子所说的小人之勇,孔子所说的暴虎冯河之勇,是自取灭亡之道。而真正的勇则是“勇于不敢”,正是心中有“道”、有“德”、有“大义”、有“大志”,所以才能忍辱负重。于是乎,蔺相如回车避廉颇,韩信当街受胯下之辱。得道之人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不会逞强妄为,能够爱惜自己,远离灾祸。如何才能远离灾害呢?那就是回归于自然之道,不争、不先、不卖弄智慧。
万物都遵从自然规律而运作,它们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自然的规范是宽广无边的,它看似虚无疏松,实则事事俱到,绝不会疏漏分毫。老子通过对两种不同的勇的论述来告诫统治者不可随意压迫百姓,不可任意凌辱邻国,不可倚仗威势让天下臣服;而是要能够顺从百姓的意愿,能够有所不为。
【哲理引申】
【哲理引申】
战国初期,这山以东形成了六国争雄的局面,而一度强大的秦国则已经逐渐被大国遗忘。因为地处偏僻的雍州,秦国屡次东进都被强大的晋国阻断,之后又屡屡被魏国打败,失去了大量土地。曾经舂秋一霸,沦落为中原诸侯国眼中的蛮夷之邦,连诸侯会盟大会都没有资格参加。
公元前362年,秦国迎来了一位新的君主——秦孝公。秦孝公即位以后以恢复秦穆公时期的霸业为已任,在国内颁布了著名的求贤令,向天下征集复国强兵之策。一位在魏国不得志的年轻人听到了秦国求贤的消息,于是离开中原,远赴关中,这个年轻人就是商鞅。
商鞅年轻时喜欢刑名法术之学,受李悝、吴起的影响很大。他听说秦孝公在国内发布求贤令,便携带李悝的《法经》投奔秦国,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孝公。商鞅连续用帝道、王道、霸道之术游说,秦孝公都不能接受。最后他再次进见秦孝公,畅谈法家富国强兵之策,秦孝公听得十分入迷,于是决定启用商鞅进行变法。
商鞅变法遭到了旧贵族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对他们进行了同样强烈的反击,坚持“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并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强行推行变法。商鞅之法虽然改革了很多秦国腐朽的制度,但过于刻薄寡恩受到了众多指责。一次太子不小心触犯了法律,商鞅就下令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处以劓刑,公孙贾处以黥刑。商鞅在秦国为相十年,秦国的宗室贵戚大多十分怨恨他。
商鞅不仅在变法中勇于惩戒那些阻挠者,在战争中也敢于采取特别手段。公元前341年,秦孝公趁魏国主力在东方同齐、赵作战,派商鞅进攻魏河东,魏国公子卬迎战。公子卬与商鞅在魏国即相识。两军对峙时,商鞅派使者送信给公子卬,说:“我当初与公子相处得很快乐,如今你我成了敌对两国的将领,不忍心相互攻击,我可以与公子当面相见,订立盟约,痛痛快快地喝几杯然后各自撤兵,让秦魏两国相安无事。”公子卬应约赴会,却被商鞅埋伏的甲士俘虏,商鞅趁机攻击魏军,魏军大败。
宗室赵良劝说他效仿秦穆公时国相百里奚,多施仁政,减少酷刑,告别富贵,归隐田园,但未能被商鞅采纳。不久秦孝公去世,太子继位,商鞅失去了变法的靠山。这时,曾经被商鞅割去鼻子的公子虔立刻诬告商鞅谋反,商鞅自知怨恨众多,于是决定逃亡。当他逃亡到边关之时,天色已晚,曾经为了防止人民生乱,商鞅为秦国制定法律规定,晚上在路上走路是犯法的,于是他只好投宿。客舍主人不知他是商鞅,见他未带凭证,告诉他,根据商鞅之法,留宿无凭证的客人是要治罪的。商鞅才知道自己制定的法律有多么严格,不近人情。
而后,商鞅准备逃到魏国去,但魏国人因为他欺骗公子卬的缘故,不让他入境。商鞅只得逃往自己的封地,妄图用封地的守兵去攻打郑县,结果兵败被俘。秦惠王根据商鞅自己制定的法律,按谋反罪来处决他,下令将其车裂处死,并对国人宣布:“不要像商鞅—样背叛国家!”
改革者将商鞅看为一个敢于同旧势力做斗争的勇士,一个富国强兵的功臣;而保守者多将其看为一个废弃仁政、一味凭借酷法的无道妄为之人。可以说这两方面因素他都具有,他的确使秦国强大了起来,但严刑酷法同时也埋下了秦国突然崩溃、灭亡的隐患。商鞅没能坚持老子“守下、无为”之道,虽然建立了功绩,却落得五马分尸的下场,不得不让人感慨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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