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道德经注》

 

尚名好高，其身必疏。贪货无厌，其身必少。得多利而亡其身，何者为病也？甚爱，不与物通；多藏，不与物散。求之者多，攻之者众，为物所病，故大费、厚亡也。

 

崇尚名节、好高骛远，人必然会疏忽自己的身体。贪图物质享受，身体必然受到损害。获得很多利益而自身灭亡，哪个是真正给你造成损害的呢？对一个事物爱得太深切，就会忽视其他事物；储藏收敛得太多，就没有与其他事物分享、交流。要求的、想要的越多，攻击你的人越多，因外物的牵累而受到损害，所以说是为之付出的更多，招致更惨重的损失。

 

苏辙《老子解》

 

先身而后名，贵身而贱货，犹未为忘我也。忘我者身不有，而况于名与货乎？然贵以身为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亲，货之不足多，而后知贵身；知贵身，而后知忘我。

 

此老子之意也。不得者以亡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则病又有甚于亡者。惟齐有无，均得丧，而后无病也。爱甚则凡可以求之者，无所不为，能无费乎？藏之多则攻之者必众，能无亡乎？

 

把自己的身看成最重要的，而看轻名誉和物质利益，仍然没有达到忘我。忘我的人连身体都可有可无，何况名誉和物质利益呢？但是像看重自身一样看重天下，不是忘我的人不能做到。所以让天下知道名节是不足以留恋的，物质生活是不应当太丰富的，然后懂得重视自己的身体；知道重视自己的身体，然后才能忽略自己。

 

这就是老子的意思。得不到某事物的人觉得自己得不到很不好，等到得到了又怕失去，这种焦虑痛苦比没有这东西还严重。只有让每个人所拥有的都相同，得到和失去的都一样，才能没有这种焦虑痛苦。对于某事物爱得太深切，为了得到没有什么手段是不可以采用的，这样能不付出代价吗？储藏收敛的东西越多，来抢夺这些东西的人也越多，这样能不灭亡吗？

【经典解读】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虚名和财货与生命相比哪个更加重要，想必任何人都会选择生命。没有生命再多的财货也不会发生作用，再多的虚名又能带来什么好处呢?这么简单的道理人人都明白。可是当真正面对财货、名利之时大多数人又会陷入迷茫，被这些身外虚妄之物所引诱，而忘记安危，忘记自己的身体、生命。他们为了财货放弃自身的价值和尊严，他们为了虚名不惜自贱其身。然而他们真的得到了名声和财货吗?未必，违背了立身处世之道，这种行为只会招致所有人的厌恶，最终他们所获得的虚名和荣誉也必将全部散去。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过分地爱惜名利必然会付出昂贵的代价;过分地积敛财富也必定会遭受严重的损失。圣人知道名利的虚妄，所以不会以宠辱害命，不会以得失伤身。很多人都希望建功立业、扬名四海，而真正的得道之人却选择效仿许由、巢父，归隐于山林。财货是身外之物，圣人不贵难得之货，美玉在他们眼里和顽石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得到不以之喜，失去不以之忧。《吕氏春秋》记载，一个楚国人丢了一张弓，但他却不肯去寻找，别人问他，他说道:“楚国人丢了的，肯定被楚国人捡到了，何必去找?”孔子听到了这事，说道:“去掉‘楚国’两个字更好。”老子听到了这事，说道:“倘然去掉‘人’字就更好了!”可见，在老子心中，得与失都毫不重要。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知足则不争，不争则不辱;知止则早退，早退则不衰。所以处下者身安，居后者不损。范蠡远遁而全身，文种不退而亡命;张良归隐而保全，韩信贪位而丧生;霍光家族骄奢而灭族，张安世家族则慎俭而兴盛……他们遇到的都是同样的君主，但有人知止、知退，故能长存不败;有人则不知止、不知退最后反而身死家破。
 

需要注意的是，老子所言的轻名利、远欲望，并非是完全不接近这些。老子并不是一个极端遁世的人，他不反对人的基本需求，只是希望世人在声名利禄之前不要迷失了自己，知道知足常乐、知止不衰之道。

【哲理引申】
 

张良是秦末汉初刘邦身边的重要谋士，为刘邦统一天下建立了极大的功勋。汉朝建立后功臣宿将获罪者多，善终者少，但张良淡泊名利，及时隐退，不仅全身而退，其子孙也数代封侯。
 

张良出身于韩国贵族之家，他的祖上三代相韩。秦国灭韩统一天下后，张良图谋恢复韩国，他结交刺客，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的车架，但行刺失败，被迫逃亡。他逃亡至下邳之时，偶遇一位名黄石公的隐士，被授予《太公兵法》。
 

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张良率部投奔刘邦。当时刘邦势力并不突出，但张良发现他是一个心胸广阔、不拘小节的人，一定能在乱世中崛起。张良曾游说项梁立韩国贵族韩成为韩王，他担任韩申徒。以韩申徒之职率军协助平定关中;鸿门宴上正是张良的计谋帮助刘邦脱离险境。后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张良复归刘邦，成为其最重要的谋士。他向刘邦提出很多重要计策，如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又主张追击项羽，彻底歼灭楚军，使刘邦能完全统一天下。
 

汉朝建立后，刘邦大封功臣，此时人人都期望得到丰厚的赏赐和上等的封地，唯独张良淡泊名利。刘邦曾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开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刘邦同意了，故张良也被称为留侯。张良辞封的理由是:他在韩国灭亡后已经沦为布衣，布衣得封万户、位列侯，应该满足。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自己“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亦已达到，一生的夙愿基本满足。
 

作为一个出色的谋略家，张良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他晓得利物而不居，功成而身退才是世间大道。于是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但吕后感德张良，劝他毋自苦，张良最后还是没有听从吕后的劝告,仍就远离人间烟火。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这样说:“以子房之明辩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即:以张良的智谋，肯定知道求仙成神的事是虚妄无功的，但他坚持这么做，远离权力之争，正是他智慧的表现。刘邦称赞的汉初三杰，韩信被杀，萧何也曾入狱，只有张良安身无事，就是因为他懂得人生不可太过完满，知道功名利禄这些身外之物不值得汲汲而求。
 

在乱世之中建功立业很难得，但能在建功之后懂得全身之道——即“不争”，则更加可贵。与张良同时代的韩信、彭越、英布都是一时之豪杰，但就是不懂这个道理。身居高位而不退，最后身首异处，只留下一声声后人的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