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何希金

我原在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当医生，给劳改犯们治病，当然也为劳改支队的管教下部们治病。1957年11月，我被宣布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当时，第二劳改管教支队正在修建兰州到白银市的铁路，支队的干部和近二万名劳改犯在黄河北岸于旱山区的崇山峻岭里风餐露宿，劈山开路，退水造桥。

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的前身是陕西省的一支劳改队，解放初修建西安到宝鸡的铁路。铁路往西延伸进入甘肃境内，就改为甘肃省第二劳改管教支队了。

五t年代的劳改队，都是在野外作业。生活异常艰苦。支队的干部和卫生所的医生们数九隆冬或者酯暑三伏住宿在帐篷或者山洞里，穿着和吃食跟芳改犯差不了多少，所以听说叫我到河西走廊劳动教养，我的胆子差点吓破！，心想这一去就没命了。

没想到我竟然有这么好的运气：到了夹边沟农场就遇到了原二支队的一位大队长申有义。我和申有义还有点交情，他是甘肃省临洮县人，科级干部，在第二支队管一个两下多劳改犯的大队。我们在一起开过会，也给他看过病；我作为支队的医生到他那个大队去给犯人看病，就住在大队的办公室里，和他住一顶帐篷。1956年，二支队有一帮劳改犯刑满释放后根据当时中央政策--户口为东南沿海―带和户为城镇居民的劳改释放人员不准问原籍由他押送到灾边沟农场就业，同时他也调到夹边沟农场。I作。夹边沟农场始建于1954年，最初是劳改农场；1956年改为就业农场，科级建制。1957年我到夹边沟的时候，它又改为劳教农场，场长叫刘振宇。申有义念旧日之情把我安排到农场医务所当医生。申有义那时候任夹边沟的教导员，权力大得很，和刘震宇平起平坐？

医务所只有一个正式干部赵杰任所长，其他的医生都由右派充任。我记得名字的有兰州医学院的教授刘逢举，有解放前当过军医的邓立之，有古浪县医院的医生王某某，--时间长了，当时人员换得又勤，叫王什么我记不清了--还有个韩某某……

所长赵杰是起义人员，原国民党少校军医，医术高明。我到夹边沟不久，他就调酒泉劳改局医院去手。后来刘逢举也调走了，可能是到马鬃山煤矿去了。

赵杰走了，医务所没所长了，总不能任命个右派当所长吧，领导就把新添墩作业站的医务室负责人陈天堂调到场部来当所长了。陈天堂狗屁不懂呀，不会写处方，不懂医学术语，可人家抗美援朝当过卫生员，共产党员，正式的管教干部，领导也信任。

陈天堂调场部医务所之后，新添墩的医务室又没人当领导了，可能是申有义说话了，把我调去充任临时负责人。筷子里拔旗杆呗。

我去新添墩不到两个月，就遇上了一件事。

新添墩有个右派叫何希金。此人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他也是转业了的志愿军下级军官，可能和陈天堂是同一批转业的，五十年代中期，酒泉地区转业了一批从朝鲜归国的志愿军干部--原在敦煌县气象站工作。这是个年轻人呢，二十几岁，福建省人。此人已经结婚，爱人是五五年支援边疆建设的天津青年，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何希金身体不好，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切掉一个肺叶。他经常来医务室看病，我给他开过几次病假条，后来干脆给领导建议，给他安排了个轻省工作。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天上午，右派们出工去挖排碱渠，他提着铁锹排着队从我身旁走过，我正好到右派们住的房子去看病号，和他迎面相遇。他对我说，赵大夫，我有病了。我说你有啥病了？他说拉肚子了。他不是找我开病假条的，我们只是偶然相遇，他也就那么说了--句话，同时拉起裤腿叫我看了一下，我看见了他的腿上有排泄物淌过后留下的痕迹。他说完这句话就下地去了，可我心里挺难受，--一个大小伙子。稀汤子控制不住流得满腿都是，真是遭罪呀--这天晚上吃过饭以后，我就到他宿舍去了一趟，给他写了个休息三天的病假条。我就有这么一点点权利，最多只能开兰天病假。不过事情真是凑巧。他休息的第。二天，夏收开始了，新添墩的站长赵家生到医务室

来找我，说统计工作忙，叫我帮着作一下统计工作；我也是要送医到地头，忙不过来，就说何希金病了，在宿舍休息，叫他给统计员帮帮忙去吧。这件事我还真做对了，何希金一帮忙做统计工作，整个夏收就没再下过大田。夏收结束，换了一个流落红军袁明才做站长，新来的站长以为他是前任领导安排的统计员，就一直叫他在办公室里当起统计员来。

由于我对何希金做过这么点好事，何希金就经常到我的医务室来，没事的时候在一起说说话。他对我说过，他找的对象是个很漂亮的天津姑娘，还说结婚时他曾去天津看望过岳父岳母。岳父岳母对女儿能在遥远的敦煌找到他这样--个转业军人很满意，说对女儿未来的生活放心了。他还对我讲了他当右派的过程。他说他原来定的不是右派，是环分子。原因是有一天夜里在气象站值班，填写气象观测的纪录，应该走出房子去观浏仪表之类的设施。可是他偷了懒，嫌外边冷，---那正是五七年初冬季节--就随便按着往常的观测数据填上了。其实，那天从新疆电报传过来的数据，已经说明寒流东渐，他却没注意就把自己瞎编的纪录传到酒泉去了。结果那天夜里寒流袭击了敦煌、安西、玉门和酒泉。为此，上级给他定了个坏分子，决定下放他到敦煌县的棉花试验农场芳动锻炼。但是他们单位反右派的数额没凑够，就把他又戴了一顶右派分子帽子，送到夹边沟来了。

夏收结束了，种过小麦的士地也都翻了一遍，晒地。以河两走廊的气候条件来讲，夹边沟一年只能种--一季庄稼，可是，这年八月底酒泉地区气象站发出的预报说，今年的秋季雨水将比往年多。正是大跃进的年代，夹边沟的领导们便突发奇想，要再种----茬秋田。--小糜子---增加收获。于是紧急从外地运进了生长期六十天就能成熟的小糜子，全场紧急动员起来播种。

种糜子的第天，吃早饭之前，大车组的几辆马车就提前把--·麻袋一麻袋的种子拉到北滩上去了。--新添墩作业站的耕地和新开垦的处女地都在北边的草滩上，开过了饭，右派们便端着洗脸盆提着铁锹浩浩荡荡地到田野上去。端脸盆的人撒糜子，拿铁的人把晒干了的土块打碎就行了。

播种也就进行了两个多钟头，这时候场长刘振宇和教导员申有义骑着马到新添墩来了。我是医生，虽说在医务室当个临时的负责人，但还是右派，是没有资格参加千部们的会议的，所以那天刘振宇把几个干部召集起来开会，会上研究了什么，是没法知道的。我只是知道那天刘振宇召集干部们开会，做出决定那天不播种了，把北滩上播种的干部和劳教人员叫回来，要开个全体劳教人员的大会。正好何希金因为当统计没下地，站长就叫他去北滩通知播种的人们回来开会。

新添墩作业站有七八百名劳教分子，除去一个副业队和其他的勤杂人员，那天下地劳动的大概也有五六百人，散布在北滩几下亩的土地上，要把这些人都叫回来需要跑很多路。叫人就叫人吧，可是他犯了个错误：由于是播种，每个分队和每个组的地头上都堆着几麻袋种子。他跑到每块地头叫人，都抓两把糜子吃。结果，人叫回来了，他吃糜子也吃多了。回来后口渴，又舀着喝了两碗水，水就把胃里的糜子泡胀了，胃疼得厉害。胃疼了你就赶快来医务室呀，把情况说明我们采取个办法给你处理一下呀，可是他没来医务室，跑到操场上开大会去了。

开会的时候他的胃就胀得受不了啦，他又不敢说，硬是坚持着，在地上坐着。等到开完了大会，他就站不起来了，胃胀得痛呀。硬站起来往医务室走，走几步就蹲下，忍一会儿疼，站起来再走几步，再抱着肚子蹲下。他来到医务室的时候，胃疼得他已经站不住了。也坐不下。他一进门，就靠墙根蹲下。强忍着剧烈的疼痛，他的眼睛里眼汨哗哗的。

我问明了情况，知道问题严重，立。即就采取措施，把一块胰子叫人搓碎了，泡成胰子水叫他喝下去，想刺激他的胃，叫他恶心，叫他呕叶出来。但是我失败了。糜子吃得太多了，把胃撑大了，他的胃已经失去了收缩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惟一可采取的办法就是手术了，切开他的胃，洗胃，可是新添墩根本就不只备这条件：没有手术室，连把手术刀都没有，消毒用具呀，缝合线呀也都没有。当然，场部医务所也没有这样的条件，应该送他去酒泉劳改医院。于是我立即给场部医务所的陈天堂挂电话，要求把何希金送到医务所去。可是陈天堂问清了什么病和发病的原因之后说了一句：不要送来。我听了有点着急，说，你不叫送去，我这里又没办法处理，人死了怎么办？他说，你那里不能处理，我这里就能处理吗？我说，我知道你那里也不能处理，可是你有权力往外送呀，送到芳改医院去手术呀。他说话的口气变了，变得很严房：谁给你的权利？你还指挥起我来啦--往外送！要你来指示我？听他说话的气，我立即就哑L无言了。他是所长，我是囚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我怎么敢对他表示不敬呢！但是放下电话后我还是不甘心，一种人道主义的责任感逼迫着我：不送出去手术，何希金就没命了。我怎么能见死不救呢？我鼓足勇气找串有义去了，我说

申教导员，有个病号的胃就要穿孔了，要没命了，你叫人派个车送到劳改局医院去吧。申有义说，这事你跟陈天堂去说就行了，找我干什么？我说我请示了陈所长，陈所长不叫送。申有义说，陈所长不叫送吗？啥病，这个人到底啥病？我本想打个马虎眼把病人送出去就行了，但他仔细地问起病情来了。我不敢编瞎话，把实情讲了。申有义听完立即就改变了态度：是偷着吃下糜子的吗？不要管，就按陈天堂的话办。我说不行呀，申教导员，要是不送出去手术，这个人必死无疑，啥办法都没有呀。申有义一直是给我面子的，但这时他面孔一板严厉地说，叫你不要管你就不要管了，说这么多话做啥？我喏诺而退。

陈天堂不叫管，申有义也不叫管，但是我不忍心呀。那是一条命呀，他跟我说过，他有个漂亮的女人，还有个不到一岁的孩子，他一死，女人靠谁去？孩子靠谁去？整个下午，我和医务室的两个医生都在想法子抢救何希金的生命。我们采取了灌肠的办法，把胰子水管进肛门。粪便是冲出来了一点儿，但那仅仅是肠子里的，他的胃却胀得满满的纹丝不动。我们把凡是医务室有的，能刺激他的胃的针都打过了，把泻药给他吃了。时间已经到了黄昏，他的胃依然没有动静。胃胀得鼓鼓的，叫人看着都害怕。他睡在治疗室的床上，但根本就躺不住，一个劲儿地哼哼，翻过来翻过去。胃疼呀！

明摆着这个人做一个简单的手术就能活下来，但我们不能做这样的手术，没条件，我们三个人的心难受呀。我们甚至把不该想的办法都想了：从厕所里舀来半碗粪汤子叫他喝，想刺激他的神经，叫他呕吐。他自己含着眼泪真喝了几口，但仍然没起作用。结果弄得他嘴里臭烘烘的。只好又端水给他洗嘴。

这里有个小插曲要跟你讲一下。这天傍晚，就在我们想尽办法抢救何希金的时候，敦煌县法院来了个人。原来是何希金的爱人向县法院起诉，要与何希金离婚。法院已经判了他们夫妻离婚，来人是来找何希金谈话，要他在判决书上签字的。法院的人找了新添墩的领导，领导把我叫去，说明了情况，叫我领法院的人去见何希金，叫他签字。我告诉法院的人：何希金病重，正在抢救，现在谈不了话，也签不了字；你先住下，等抢救过来之后再谈话吧。当时作业站的领导也对那人说，何希金真病了，你就明天再谈吧。是我把法院的人领到客房去的。新添墩有几间空房子，里边盘着上炕，是专门为探视的亲属们设置的。但是那人进了房子看看，那肮脏的土炕和龌龊的被褥令他直皱眉头，他不想住，说是一定要现在就和何希金谈话，然后他连夜就要返回酒泉去。没办法，我只好领着他去见何希金。他进了治疗室，看了看情况，对何希金说了几句话，但何希金哪里有精力跟他说话呀，正在床上蜷着腿唉呀连夭地呻唤，他这才回到客房里去了。

我也不知道这位法院的工作人员这天晚上睡觉了没有，翌日清晨，天还没亮。他就来敲我的门了。他说现在立即就要见到何希金，办完了事他要早早动身回酒泉去：我告诉他：你没必要去见何希金，你的目的不就是要他在判决书上签个字么？叫他同意离婚吗？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你可以回敦煌了。那人似乎没明白我的意思，睁大眼睛瞪我，说，你一定要叫我立即见到他一下。我只好再说明白点：

何希金于凌晨一点钟死亡。

那人还不相信，说一定要看一眼何希金。我只好打开了治疗室的门，点上灯照亮已经安静下来的何希金叫他看了一眼。何希金嘴张着，满嘴的糜渣子。

何希金的尸体在治疗室放了半天，刘振宇不叫理。等到这天中午，右派分子们吃了午饭，午体过了，排队去。工地时候，他叫人把何希金的尸体抬到院于里摆着。他叫分队长们把队伍领到尸体旁参观，并且大声地说：

这就是偷粮食吃的下场。看你们还偷不偷粮食！

何希金是我在新添墩遇到的第一例死者。他是胀死的，不是饿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