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辅走了，日子却还得过，原本排第二的赵志皋应该接班，但这人实在太软，谁都敢欺负他，上到皇帝，下到大臣，都觉得他压不住阵，于是皇帝下令，由大臣推荐首辅。

　　幕后人物顾宪成就此出马。

　　顾宪成，字叔时，江苏无锡人。万历四年参加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三年后去考了进士，成绩平平，分配到户部当了个主事。当官后，最不喜欢的人是张居正，平日怎么别扭怎么来。

　　比如张大人病重，大家都去上疏祷告，他不去，别人看他不上路，帮他署了名，他知道后不肯干休，非把自己的名字划掉，那是相当执着。不过这也没什么，当时和张大人对着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他一个。

　　等到张居正死了，他就去了吏部，但也没升官，还接着当六品主事（正处级），这中间还请了三年假。

　　总之，这是个并不起眼的人。

　　万历二十一年京察时，孙鑨是吏部尚书（正二品），赵南星是考功司郎中（相当于司长，正五品），而顾宪成只是个考功司员外郎（副手，从五品）。

　　万历八年进入朝廷，就当六品主事，混了十三年，才升了一级，实在有点说不过去。

　　但就是这么个说不过去的人，却是这场风暴的幕后操纵者（实左右之），不服都不行。

　　更为神奇的是，事情闹大了，孙鑨撤职了，赵南星回家了，连王首辅都辞职了，他却是巍然不动。非但不动，还升了一级，当上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之前说过，文选司负责官员人事选拔，是吏部第一肥差。根据史料的记载，顾宪成大致属于性格顽固，遇事不转弯的人，如此个性，竟然能捞到这位置，实在有点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当初孙鑨刚被免职的时候，吏部没有部长，王锡爵打算趁机换人，推荐自己的亲信罗万化接班。顾宪成反对，推荐了右都御史陈有年。

　　最终结果：吏部尚书陈有年。

　　你要知道，王锡爵大人此时的职务，是内阁首辅、建极殿大学士，领吏部尚书衔兼太子太保，从一品。而顾宪成，是个刚提拔一年的五品郎中。

　　王锡爵的后面，有万历撑腰。顾宪成的后面，什么都看不见。

　　第一把手加第二把手，对付一个小小的司官，然而事实告诉我们，顾宪成赢了。

　　因为在顾宪成的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

　　我认为，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很快，事实就将再次验证这一点。

　　当万历下令大臣推举入阁人选的时候，顾宪成先生又一次冒了出来，上疏推举人选。虽说这事的确归他管，但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吏部的几位侍郎竟然毫无反应，尚书陈有年也对他言听计从。史料上翻来覆去，只有他的光辉事迹，似乎吏部就他干活。

　　而当万历同志看到顾宪成推举的那个名字时，差点没把桌子掀了。

　　因为在顾宪成的名单上，第一个就是王家屏。

　　作为吏部官员，顾宪成明知这家伙曾把皇帝折腾得七荤八素，竟然还要推荐此人，明摆着就是跟皇帝过不去。

　　所以皇帝也忍无可忍了，终于打发顾宪成回了家。

　　明代的官员，虽然罢官容易，升官倒也不难，只要过个几年，时局一变，立马就能回到朝廷重新来过。而以顾宪成之前的工作业绩和运动能量，东山再起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可谁也没想到，顾先生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虽然把这人开了，万历很有点快感，但由此酿成的后果，却是他死都想不到的。

　　自明开国以来，无论多大能耐，无论有何背景，包括那位天下第一神算刘伯温，如果下野之后没能重新上台，慢慢地就边缘化了，然后走向同一结局——完蛋，从无例外。

　　例外，从顾宪成开始。

　　和赵南星一样，自从下野后，顾宪成名气暴涨。大家纷纷推举他再次出山，虽然没啥效果，也算捧了个人场。不久之后，他的弟弟顾允成和同乡高攀龙也辞官回了家，三个人一合计，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讲学吧。

　　这一讲就是三年，讲着讲着，人越来越多，于是有一天，顾宪成对高攀龙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们应该找个固定的讲习场所。”

　　地方是有的，在无锡县城的东头，有一个宋代学者杨时讲过学的场地，但年久失修，又太破，实在没法用，所以这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七年后，出钱的主终于找到了。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顾宪成关系不错，听说此事，大笔一挥就给办了，拨出专款修缮此地。此后，这里就成为了顾宪成等人的活动地点。

　　它的名字叫做东林书院，实事求是地讲，确实也就是个书院。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它却焕发了不可思议的魔力，成为了一种威力强大的信念，那些相信或接受的信众，历史上统称为东林党。

　　无数人的命运，大明天下的时局，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最终确定。

　　王锡爵回家去养老，顾宪成回家去讲学，王家屏自然也消停了，于是首辅的位置还是落到了赵志皋同志的身上。

　　这就真叫害死人了，因为赵志皋压根就不愿意干！

　　赵先生真是老资格了，隆庆二年中进士，先当翰林，再当京官，还去过地方。风风雨雨几十年，苦也吃了，罪也受了，七十多岁才混到首辅，也没啥意思。

　　更为重要的是，他个性软弱，既不如申时行滑头，也不如王锡爵强硬。而明代的言官们大都不是什么善茬，一贯欺软怕硬。一旦坐到这个位置上，别说解决册立太子之类的敏感问题，光是来找茬的，都够他喝一壶。

　　对此，赵先生十分清楚，所以他主动上疏，不愿意干，情愿回家养老。

　　可是万历是不会同意的。好不容易找来个堵枪眼的，你要走了，我怎么办？

　　无奈，赵志皋先生虽然廉颇老矣，不太能饭，但还是得死撑下去。

　　于是，自万历二十二年起，他开始了四年痛苦而漫长的首辅生涯。具体表现为，不想干，没法干，却又不能走。

　　说起来，他还是很敬业的。因为这几年正好是多事之秋，外面打日本，里面闹册立，搞得不可开交，赵大人外筹军备，内搞协调，日夜加班忙碌，干得还不错。

　　可下面这帮大臣一点面子都不给，看他好欺负，就使劲欺负。宫里失火了有人骂他，天灾有人骂他，儿子惹事了有人骂他，甚至没事，也有人骂他，说他就该走人（言志皋宜放）。

　　实在欺人太甚，老实人终于也发火了。

　　王锡爵在的时候，平素说一不二，动辄训斥下属，除了三王并封这种惹众怒的事情外，谁也不敢多嘴骂他。到赵志皋这儿，平易近人，待人和气，却老是挨骂，老先生一气之下，也骂人了：

　　“都是内阁首辅，势大权重的，你们就争相依附求取进步，势小权轻的，你们就争相攻击，博取名声！”

　　骂归骂，可下面这帮人实在啥觉悟也没有，还是喜欢拿老先生开涮。赵老头也真是倒霉，在这紧要关头，偏偏又出了事。

　　事情出在兵部尚书石星的身上，如果你还记得，当时正值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双方谈判期间，石星最为信任的大忽悠沈惟敬正处于巅峰期，谈判前景似乎很乐观，石大人便通报领导，说和平很有希望。

　　他的领导，就是赵志皋。

　　赵大爷本来就不爱惹事，听了自然高兴，表示同意谈判。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所谓和平，全是沈惟敬、小西行长等中日两方的职业骗子们通力协作，忽悠出来的。事情败露后，沈惟敬杀头，石星坐牢。

　　按说这事赵先生最多也就是个领导责任，可言官们实在是道德败坏，总找软柿子捏，每次弹劾石星，都要把赵大人稍带上。赵大人气得直喘气，要辞职，皇帝又不许。到万历二十六年，再撑不住了，索性回家养病休息，反正皇帝也不管。

　　万历二十九年，赵大人死在了家里，不知是病死，还是老死。但我知道，他确实很累，因为直到他死的那天，辞职都没有批下来，用今天的话说，他应该算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赵志皋日子过得艰难，张位相对好点，因为他的脾气比较厉害，言官们没怎么敢拿他开刀。加上他是次辅，凡事没必要太出头，有赵首辅挡在前面，日子过得也可以。

　　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抗倭援朝战争中，着力推荐了一个人。不但多次上疏保举，而且对其夸奖有加，说此人是不世出之奇才，必定能够声名远播，班师凯旋。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镐。

　　关于此人，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从某个角度讲，他确实不负众望，虽然输了，还是输得声名远播，播到全国人民都晓得。随即开始追究责任。大臣们开骂，骂得张位受不了，就上疏皇帝，说：

　　“大家都在骂我（群言交攻），但我是忠于国家的，且毫无愧疚，希望皇上体察（惟上矜察）。”

　　皇帝说：

　　“杨镐这个人，就是你暗中密奏，推荐给我的（密揭屡荐）！我信了你，才会委派他做统帅，现在败仗打了，国威受损，你还敢说自己毫无愧疚（犹云无愧）！？”

　　到这个份上，估计也没啥说的了，张位连辞职的资格都没有，就被皇帝免职，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

　　估计是受刺激太大，这位兄弟回家不久后就死了。

　　至万历二十九年，内阁的几位元老全部死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就此踏上这个舞台。

　　七年前，王锡爵辞职，朝廷推举阁臣，顾宪成推举了王家屏。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当时，顾先生推荐的，并非王家屏一人，而是七个。

　　这七个人中，王家屏排第一，可是万历不买账，把顾宪成赶回了家。然而事实上，对顾先生的眼光，皇帝大人还是有所认可的，至少认可排第四的那个。

　　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第四。

　　沈一贯，字肩吾，隆庆二年进士。算起来，他应该是赵志皋的同班同学，不过他的成绩比赵大人要好得多，当了庶吉士，后来又去翰林院，给皇帝讲过课。和之前几位类似，他跟张居正大人的关系也相当不好，不过他得罪张先生的原因，是比较搞笑的。

　　事情经过是这样，有一天，沈教官给皇帝讲课，说着说着，突然发了个感慨，说自古以来，皇帝托孤，应该找个忠心耿耿的人，如果找不到这种人，还不如多教育自己的子女，亲历亲为。

　　要知道，张居正同志的耳目是很多的，很快这话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加上他的心胸又不算太宽广，所以张大人当政期间，沈一贯是相当地萧条，从未受到重用。

　　相对于直言上疏、痛斥张居正，而落得同样下场的王锡爵等同志，我只能说，其实他不是故意的。

　　张居正死后，沈一贯才出头，历任吏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后来又去了南京当礼部尚书。

　　此人平素为人低调，看上去没有什么特点，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顾宪成是朝廷的幕后影响者，万历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两人势不两立。

　　所以一个既能被顾宪成推荐，又能被皇帝认可的人，是十分可怕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沈一贯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了帝国的决策层。

　　很快，他就展示了他的异常之处，具体表现为，大家都欺负赵志皋，他不欺负。

　　赵首辅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软柿子，无论大小官员，从他身边过，都禁不住要捏一把，而对赵大人尊敬有加的，只有沈一贯（事皋甚恭）。

　　但沈一贯先生尊敬赵老头，绝非尊重老人，而是尊重领导，因为排第二的张位、排第三的陈于陛，他都很尊敬。

　　沈一贯就这样扎下了根，在此后的七年之中，赵志皋被骂得养了病，陈于陛被骂得辞了官，都没他什么事，他还曾经联同次辅张位保举杨镐，据说还收了钱，可是杨镐事发，张位被弹劾免职，他竟安然无恙。

　　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死的死了，退的退了，只剩沈一贯，于是这个天字第一号大滑头终于成为了帝国的首辅。

　　凭借多年的混事技术，沈先生游刃有余，左推右挡，皇帝信任，大臣也给面子，地位相当稳固，然而在历史上，沈一贯的名声一贯不佳，究其原因，就是他太过滑头。

　　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讲，朝廷首辅就是背黑锅的，国家那么多事，总得找一个负责的，但沈先生全然没有这个概念，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实在不太地道。

　　而当时朝廷的局势，却已走到了一个致命的关口。

　　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十九岁，虽然出阁读书，却依然不是太子，而且万历办事不厚道，对教自己儿子的讲官十分刻薄，一般人家请个老师，都要小心伺候，从不拖欠教师工资，万历却连饭都不管，讲官去教他儿子，还得自己带饭，实在太不像话。

　　相对而言，皇三子就真舒服得多了，要什么有什么，备受万历宠爱，娇生惯养，啥苦都没吃过，且大有夺取太子之位的势头。

　　这些情况大家都看在眼里，外加郑贵妃又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蠢人，丝毫不知收敛，极为嚣张，可谓是人见人恨，久而久之，一个父亲偏爱儿子的问题，就变成了恶毒地主婆欺负老实佃户的故事。

　　问题越来越严重，舆论越来越激烈，万历是躲一天算一天的主，偏偏又来了这么个首辅，要知道，大臣们不闹事，不代表不敢闹事，一旦他们的怒火到达顶点，国家将陷入前所未有的骚乱。

　　然而动乱没有爆发，因为这个曾经搞倒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等无数政治高手，看似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竟然被解决了。

　　而解决它的，就是为人极不地道，一贯滑头的沈一贯。

　　说起来，这是个非常玄乎的事。

　　万历二十九年（1601）八月，沈一贯向皇帝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其大致内容是，皇长子年纪大了，应该册立太子，正式成婚，到时有了孙子，您也能享子孙满堂的福啊。

　　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封内容平平的奏疏，立意不新颖，文采很一般，按照以往的惯例，最终的结局应该是被压在文件堆下几年，再拉出去当柴禾烧。

　　可惊喜总是存在的，就在第二天，沈一贯收到了皇帝的回复：

　　“即日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沈一贯当时就懵了。

　　这绝对不可能。

　　争了近二十年，无数猛人因此落马，无数官员丢官发配，皇帝都被折腾得半死不活，却死不松口。

　　然而现在，一切都解决了。

　　事实摆在眼前，即日册立太子，非常清晰，非常明显。

　　沈一贯欣喜若狂，他随即派人出去，通报了这一消息，于是举朝轰动了，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为这个等待了许久的胜利。

　　“争国本”就此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闹腾得乌烟瘴气，还搞出了一个叫东林党的副产品，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它会有解决的一天。

　　然而这件事情，却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由最意想不到的人解决了，遭遇父亲冷落的朱常洛终于修成正果，荣登太子。

　　但此事之中，仍然存在着一个最大的疑问：为什么那封上疏，能够破解这个残局？

　　我不知道沈一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想了。

　　万历并不愚蠢，事实上，从之前的种种表现看，他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没有精神病史，心血来潮或是突发神经，基本都可以排除，而且他的意图十分明显——立皇三子。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了这个经历十余年的痛骂、折腾，却坚持不懈的企图？

　　翻来覆去地审阅沈一贯的那封上疏，并综合此事发生前的种种迹象，我得出了结论：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把稻草。

　　万历从来就不想立皇长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疑问在于，他知道希望很渺茫，也知道手底下这帮大臣都是死脑筋，为何还要顶着漫天的口水和谩骂，用拖延战术硬扛十几年？

　　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皇帝大人是不会吃这个苦的。

　　十几年来，他一直在等待两件事情的发生。然而这两件事他都没等到。

　　我曾经分析过，要让皇三子超越皇长子继位，修改出生证明之类的把戏自然是没用的，必须有一个理由，一个能够说服所有人的理由，而这个答案只能是：立嫡不立长。

　　只有立嫡子，才能压过长子，并堵住所有人的嘴。

　　但皇三子就是皇三子，怎样可能变成嫡子呢？

　　事实上，是可能的，只要满足一个条件——郑贵妃当皇后。

　　只要郑贵妃当上皇后，皇后的儿子自然就是嫡子，皇三子继位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是皇后只有一个，所以要让郑贵妃当上皇后，只能靠等，等到王皇后死掉，或是等时机成熟，把她废掉，郑贵妃就能顺利接位。

　　可惜这位王皇后身体很好，一直活到了万历四十八年（这一年万历驾崩），差点比万历自己活得还长，且她一向为人本分厚道，又深得太后的喜爱，要废掉她，实在没有借口。

　　第一件事是等皇后，第二件事是等大臣。

　　这事就更没谱了，万历原本以为免掉一批人，发配一批人，再找个和自己紧密配合的首辅，软硬结合就能把事情解决，没想到明代的大臣却是软硬都不吃，丢官发配的非但不害怕，反而很高兴，要知道，因为顶撞皇帝被赶回家，那是光荣，知名度噌蹭地往上涨，值大发了。

　　所以他越严厉，越有人往上冲，只求皇帝大人再狠一点，最好暴跳如雷，这样名声会更大，效果会更好。

　　而首辅那边，虽然也有几个听话的，无奈都是些老油条，帮帮忙是可以的，跟您老人家下水是不可以的。好不容易拉了个王锡爵下来，搞了三王并封，半路人家想明白了，又跑掉了。

　　至于王家屏那类人，真是想起来都能痛苦好几天，十几年磨下来，人换了不少，朝廷越来越闹，皇后身体越来越好，万历同志焦头烂额，开始重新权衡利弊。

　　我相信，在他下定决心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应该在万历十四年之后。

　　有一天，李太后和万历谈话，说起了皇长子，太后问：你为何不立他为太子？

　　万历漫不经心地答道：他是宫女的儿子。

　　太后大怒：你也是宫女的儿子！

　　这就是活该了，万历整天忙里忙外，却把母亲的出身给忘了，要知道这位李老太太，当年也就是个宫女，因为长得漂亮才被隆庆选中，万历才当上了皇帝，如果宫女的儿子不能继位，那么万历兄是否应该引咎辞职呢？

　　万历当即冷汗直冒，跪地给老太太赔不是，好说歹说才糊弄过去。

　　这件事情，必定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皇后没指望，老太太反对，大臣不买账，说众叛亲离，丝毫也不过分。万历开始意识到，如果不顾一切，强行立皇三子，他的地位都可能不保。

　　在自己的皇位和儿子的皇位面前，所有成熟的政治家都会做出同样的抉择。

　　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

　　这是一条真理。

　　就这样，沈一贯捡了个大便宜，成就了册立太子的伟业，他的名声也如日中天，成为了朝廷大臣拥戴的对象。

　　可你要说他光捡便宜，不做贡献，那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他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就在圣旨下达的第二天，万历反悔了，或许是不甘心十几年被人白喷了口水，或许是郑贵妃吹了枕头风，又找了借口再次延期，看那意思是不打算办了。

　　但朝廷大臣们并没有看到这封推辞的诏书，因为沈一贯封还了。

　　这位一贯滑头的一贯兄，终于硬了一回，他把圣旨退了回去，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万死不敢奉诏！”

　　沈一贯的态度，深深地震慑了万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

　　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皇帝陛下正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争国本”事件正式结束。

　　被压了十几年的朱常洛终于翻身，然而他的母亲，那位恭妃，却似乎永无出头之日。

　　按说儿子当上太子，母亲至少也能封个贵妃，可万历压根就没提这件事，一直压着，直到万历三十四年，朱常洛的儿子出世，她才被封为皇贵妃。

　　但皇贵妃和皇贵妃不一样，郑贵妃有排场，有派头，而王贵妃不但待遇差，连儿子来看他，都要请示皇帝，经批准才能见面。

　　但几十年来，她没有多说过一句话，直到万历三十九年的那一天。

　　她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而朱常洛也获准去探望他，当那扇大门洞开时，她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二十九年前的那次偶遇，造就了她传奇的一生，从宫女到贵妃，再到未来的太后（死后追封）。

　　但是同时，这次偶遇也毁灭了她，因为万历同志很不地道，几十年如一日对她搞家庭冷暴力，既无恩宠，也无厚待，生不如死。

　　然而她并不落寞，也无悔恨。

　　因为她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

　　青史留名的太后也好，籍籍无名的宫女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母亲，在临终前看到了自己的儿子，看到他经历千难万苦，终于平安成人，这就足够了。

　　所以，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拉着儿子的衣角，微笑着说：

　　“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

　　这里使用的是史料原文，因为感情，是无法翻译的。

　　还有，其实这句话，她是哭着说的，但我认为，当时的她，很高兴。

　　王宫女就此走完了她的一生，虽然她死后，万历还是一如既往地混账，竟然不予厚葬，经过当时的首辅叶向高反复请求，才得到了一个谥号。

　　虽然她这一生，并没有什么可供传诵的事迹，但她已然知足。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只有母爱，是为了分离。

　　接受了母亲最后祝福的朱常洛还将继续走下去，在他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前，必须接受更为可怕的考验。

　　【梃击】

　　朱常洛是个可怜人，具体表现为出身低，从小就不受人待见，身为皇子，别说胎教，连幼儿园都没上过，直到十二岁才读书，算半个失学儿童。身为长子，却一直位置不稳，摇摇摆摆到了十九岁，才正式册立为太子。

　　读书的时候，老师不管饭，册立的时候，仪式都从简，混到这个份上，怎个惨字了得。

　　他还是个老实人，平时很少说话，也不闹事，待人也和气，很够意思，但凡对他好的，他都报恩。比如董其昌先生，虽被称为明代最伟大的天才画家，但人品极坏，平日欺男霸女，鱼肉百姓，闹得当地百姓都受不了，但就是这么个人，因为教过他几天，辞官后还特地召回，给予优厚待遇。

　　更为难得的是，对他不好的，他也不记仇，最典型的就是郑贵妃，这位妇女的档次属于街头大妈级，不但多事，而且闹事，屡次跟他为难，朱常洛却不以为意，还多次替其开脱。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但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在皇权斗争中，好人最后的结局，就是废人。

　　虽然之前经历风风雨雨，终于当上太子，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只要万历一天不死，他一天不登基，幕后的阴谋将永不停息，直至将他彻底毁灭。

　　现实生活不是电影，坏人总是赢，好人经常输，而像朱常洛这种老好人，应该算是稳输不赢。

　　可是这一次，是个例外。

　　事实证明，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两年后，麻烦就来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大到国家动荡，皇帝惊恐，太子不安，连老滑头沈一贯都被迫下台。

　　但有趣的是，惹出麻烦的，既不是朱常洛，也不是郑贵妃，更不是万历，事实上，幕后黑手到底是谁，直至今日，也无人知晓。

　　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一篇文章在朝野之间开始流传，初始还是小范围内传抄，后来索性变成了大字报，民居市场贴得到处都是，识字不识字都去看，短短十几天内朝廷人人皆知，连买菜的老大娘都知道了，在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当年，传播速度可谓惊人。

　　之所以如此轰动，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实在是太过火爆。

　　此文名叫《续忧危竑议》，全篇仅几百字，但在历史上，它却有一个诡异的名字——“妖书”。

　　在这份妖书中，没有议论，没有叙述，只有两个人的对话，一个人问，一个人答。问话者的姓名不详，而回答的那个人，叫做郑福成。这个名字，也是文中唯一的主角。

　　文章一开始，是两个人在谈事。一个说现在天下太平，郑福成当即反驳，说目前形势危急。因为皇帝虽然立了太子，但那是迫于沈一贯的要求，情非得已，很快就会改立福王。

　　这在当年，就算是反动传单了，而且郑福成这个名字，也很有技术含量，郑贵妃、福王、成功三合一，可谓言简意赅。

　　之所以被称为妖书，只说皇帝太子，似乎还不合格，于是内阁的两位大人，也一起下了水。

　　当时的内阁共有三人，沈一贯是首辅，另外两人是沈鲤和朱赓。妖书的作者别出心裁，挑选了沈一贯和朱赓，并让他们友情客串，台词如下：

　　问：你怎么知道皇帝要改立福王呢？

　　郑福成答：你看他用朱赓，就明白了。朝中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一定要用朱赓呢？因为他姓朱，名赓，赓者，更也。真正的意思，就是改日更立啊（佩服，佩服）。

　　这是整朱赓，还有沈一贯同志：

　　问：难道沈一贯不说话吗？

　　郑福成答：沈一贯这个人阴险狡诈，向来是有福独享，有难不当，是不会出头的。

　　闹到这个份上，作者还不甘心，要把妖书进行到底，最后还列出了朝廷中的几位高官，说他们都是改立的同党，是大乱之源。

　　更为搞笑的是，这篇妖书的结尾，竟然还有作者署名！

　　落款者分别是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四川道御史乔应甲。

　　这充分说明，妖书作者实在不是什么良民，临了还要耍人一把，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相当有版权意识，在这二位黑锅的名下还特别注明，项应祥撰（相当于原著），乔应甲书（相当于执笔）。

　　这玩意一出来，大家都懵了。沈一贯当即上书，表示自己非常愤怒，希望找出幕后主使人，与他当面对质，同时他还要求辞官，以示清白以及抗议。

　　而妖书上涉及的其他几位高级官员也纷纷上书，表示与此事无关，并要求辞职。

　　最倒霉的人是朱赓，或许是有人恶搞他，竟然把一份妖书放在了他的家门口。这位朱先生是个厚道人，吓得不行，当即把这份妖书和自己的奏疏上呈皇帝，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我今年都快七十了，有如此恩宠已是意外，也没啥别的追求，现在竟然被人诬陷，请陛下让我告老还乡。

　　朝廷一片混乱，太子也吓得不行。他刚消停两年，就出这么个事，闹不好又得下去，整日坐卧不安，担惊受怕。

　　要说还是万历同志久经风雨，虽然愤怒，倒不怎么慌。先找太子去聊天，说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好好在家读书，别出门。

　　然后再发布谕令，安抚大臣，表示相信大家，不批准辞职，一个都别走。

　　稳定情绪后，就该破案了。像这种天字第一号政治案件，自然轮不上衙门捕快之类的角色，东厂锦衣卫倾巢而出，成立专案组，没日没夜地查，翻天覆地地查。

　　万历原本以为，来这么几手，就能控制局势，然而这场风暴，却似乎越来越猛烈。

　　首先是太子，这位仁兄原本胆小，这下更是不得了，窝在家里哪里都不去，唯恐出事。而郑贵妃那边也不好受，毕竟妖书针对的就是她，千夫所指，舆论压力太大，每日只能以泪洗面，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

　　内阁也消停了，沈一贯和朱赓吓得不行，都不敢去上班，呆在家里避风头。日常工作只有沈鲤干，经常累得半死。大臣们也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平时争个官位，抢个待遇的没啥，这个热闹却凑不得。虽说皇帝大人发话，安抚大家不让辞职，可这没准是放长线钓大鱼，不准你走，到时候来个一锅端，那就麻烦大了。

　　总而言之，从上到下，一片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认定，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确实如此。

　　这是一件明代历史上著名的政治疑案，至今仍无答案，但从各种蛛丝马迹之中，真相却依稀可辨。

　　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应该与郑贵妃无关，因为她虽然蠢，也想闹事，却没必要闹出这么大动静，把自己挤到风口浪尖受罪，而太子也不会干这事，以他的性格，别人不来惹他就谢天谢地，求神拜佛了。

　　作案人既不是郑贵妃，也不是太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作案者，必定是受益者。

　　在当时的朝廷中，受益者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精神受益者，大致包括看不惯郑贵妃欺压良民，路见不平也不吼，专门暗地下黑手的人，写篇东西骂骂出口气。

　　这类人比较多，范围很大，也没法子查。

　　第二种是现实受益者。就当时的朝局而言，嫌疑人很少——只有两个。

　　这两个人，一个是沈一贯，另一个是沈鲤。

　　这二位仁兄虽然是本家，但要说他们不共戴天，也不算夸张。

　　万历二十九年，沈一贯刚刚当首辅的时候，觉得内阁人太少，决定挑两个跑腿的，一个是朱赓，另一个是沈鲤。

　　朱赓是个老实人，高高兴兴地上班了，沈鲤却不买账，推辞了很多次，就是不来。沈一贯以为他高风亮节，也就没提这事。

　　可两年之后，这位仁兄竟然又入阁了。沈一贯同志这才明白，沈鲤不是不想入阁，而是不买他的帐。因为这位本家资历老，名望高，还给皇帝讲过课，关系很好，压根就看不起自己。

　　看不起自然就不合作，外加沈鲤也不是啥善人，两人在内阁里一向是势不两立。

　　而现在妖书案发，内阁三个人，偏偏就拉上了沈一贯和朱赓，毫无疑问，沈鲤是有嫌疑的。

　　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沈一贯的看法。

　　这位老油条在家呆了好几天，稳定情绪之后，突然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他随即恢复工作，以内阁首辅的身份亲自指挥东厂锦衣卫搜捕，而且还一反往日装孙子的常态，明目张胆对沈鲤的亲信，礼部侍郎郭正域下手，把他的老乡、朋友、下属、仆人全都拉去审问。

　　在这个不寻常的行动背后，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

　　如果事情是沈鲤干的，那么应该反击，这叫报复，如果事情不是沈鲤干的，那么也应该反击，这叫栽赃。

　　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斗争愈演愈烈，沈鲤的亲信被清算，他本人也未能幸免，锦衣卫派了几百人到他家，也不进去，也不闹事，就是不走，搞得沈鲤门都出不去，十分狼狈。

　　但沈先生如果没两把刷子，是不敢跟首辅叫板的，先是朱常洛出来帮忙叫屈，又传话给东厂的领导，让他们不要乱来，后来连万历都来了，直接下令不得骚扰沈鲤。

　　沈一贯碰了钉子，才明白这个冤家后台很硬，死拼是不行的，他随即转换策略，命令锦衣卫限期破案——抓住作案人，不怕黑不了你。

　　可是破案谈何容易，妖书满街都是，传抄者无数，鬼才知道到底哪一张纸才是源头，十一月十日案发，查到二十日，依然毫无进展。

　　东厂太监陈矩，锦衣卫都督王之桢急得直跳脚，如果还不破案，这官就算当到头了。

　　二十一日，案件告破。

　　说起来，这起妖书案是相当的妖，案发莫名其妙不说，破案也破得莫名其妙。二十一日这天，先是锦衣卫衙门收到一份匿名检举信，后又有群众举报，锦衣卫出动，这才逮住了那个所谓的真凶：皦生光。

　　皦生光先生是什么人呢？

　　答案是——什么人都不是。

　　这位仁兄既不是沈鲤的人，也不是沈一贯的人，他甚至根本就不是官员，而只是一个顺天府的秀才。

　　真凶到案，却没有人心大快，恰恰相反，刚刚抓到他的时候，朝廷一片哗然，大家都说锦衣卫和东厂太黑，抓不到人了弄这么个人来背锅。

　　这种猜测很有道理，因为那封妖书，不是一个秀才能写得出来的。

　　那年头，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不高，把肚子混饱就行，谁当太子鬼才关心。更何况沈一贯和朱赓的关系，以及万历迫不得已才同意立长子这些情况，地方官都未必知道，一个小秀才怎么可能清楚？

　　但细细一查，才发现这位仁兄倒还真有点来头。

　　原来皦生光先生除了是秀才外，还兼职干过诈骗犯。具体方法是欺负人家不识字，帮人写文章，里面总要带点忌讳，不是用皇帝的避讳字，就是加点政治谣言。等人家用了，再上门勒索，说你要不给钱，我就跑去报官云云。

　　后来由于事情干得多了，秀才也被革了，发配到大同当老百姓，最近才又潜回北京。

　　可即便如此，也没啥大不了，归根结底，他也就是个普通混混，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嫌疑人，是因为他曾经敲诈过一个叫郑国泰的人。

　　郑国泰，是郑贵妃的弟弟。

　　一个穷秀才，又怎么诈骗皇亲国戚呢？

　　按照锦衣卫的笔录，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有个人要去郑国泰家送礼，要找人写文章，偏偏这人不知底细，找到了皦生光。皦秀才自然不客气，发挥特长，文章里夹了很多私货，一来二去，东西送进去了。

　　一般说来，以郑国泰的背景，普通的流氓是不敢惹的，可皦生光不是普通的流氓，胆贼大，竟然找上了门，要郑大人给钱。至于此事的结局，说法就不同了，有的说郑国泰把皦生光打了一顿，赶出了门，也有的说郑国泰胆小，给钱私了。

　　但无论如何，皦秀才终究和此事搭上了边。有了这么个说法，事情就好办了，侦查工作随即开始，首先是搜查，家里翻个底朝天，虽说没找到妖书，但发现了一批文稿，据笔迹核对（司法学名：文检），与妖书的初期版本相似（注意，是相似）。

　　之后是走访当地群众，以皦秀才平日的言行，好话自然没有，加上这位兄弟又有前科，还进过号子，于是锦衣卫最后定案：有罪。

　　案子虽然定了，但事情还没结。因为明朝的司法制度十分严格，处决人犯必须经过司法审讯。即便判了死罪，还得由皇帝亲自进行死刑复核，这才能把人拉出去咔嚓一刀。

　　所以万历下令，鉴于案情重大，将此案送交三法司会审。

　　之前提过，三法司，即是明朝的三大司法机关：大理寺、都察院、刑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等若干部门。

　　三法司会审，是明代最高档次的审判，也是最为公平的审判。倒不是三法司这帮人有啥觉悟，只是因为参与部门多，把每个人都搞定，比较难而已。例如当年的严世藩，人缘广，关系硬，都察院、大理寺都有人，偏偏刑部的几个领导是徐阶的人，最后还是没躲过去。

　　相比而言，像皦秀才这种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人，死前能捞个三司会审，也就不错了，结案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这起案件，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一到三法司，皦秀才就不认账了。虽说之前他曾招供，说自己是仇恨郑国泰，故意写妖书报复，但那是在锦衣卫审讯时的口供。锦衣卫是没有善男信女的，也不搞什么批评教育，政策攻心，除了打就是打，口供是怎么来的，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进了三法司，看见来了文明人，不打了，自然就翻了案。

　　更麻烦的是，沈一贯和朱赓也不认。

　　这二位明显是被妖书案整惨了，心有不甘，想借机会给沈鲤点苦头吃。上疏皇帝，说证词空泛，不可轻信，看那意思，非要搞出个一二三才甘心。

　　所以在审讯前，他们找到了萧大亨，准备做手脚。

　　萧大亨，时任刑部尚书，是沈一贯的亲信，接到指令后心领神会，在审讯时故意诱供，让皦秀才说出幕后主使。

　　可是皦秀才还真够意思，问来问去就一句话：

　　“无人主使！”

　　萧大亨没办法，毕竟是三法司会审，搞得太明显也不好，就给具体负责审案的下属，刑部主事王述古写了张条子，还亲自塞进了他的袖口，字条大意是，把这件事情往郭正域、沈鲤身上推。

　　没想到王述古接到条子，看后却大声反问领导：

　　“案情不出自从犯人口里，却要出自袖中吗？！”

　　萧大亨狼狈不堪，再也不敢掺和这事。

　　沈鲤这边也没闲着，他知道沈一贯要闹事，早有防备：你有刑部帮忙，我有都察院撑腰。一声令下，都察院的御史们随即开动，四下活动，灭火降温，准备冷处理此事。

　　其中一位御史实在过于激动，竟然在审案时，众目睽睽之下，对皦秀才大声疾呼：

　　“别牵连那么多人了，你就认了吧。”

　　审案审到这个份上，大家都是哭笑不得，要结案，结不了；不结案，又没个交代，皇帝、太子、贵妃、内阁，谁都不能得罪。万一哪天皦秀才吃错了药，再把审案的诸位领导扯进去，那真是哭都没眼泪。

　　三法司的人急得不行，可急也没用，于是有些不地道的人就开始拿案件开涮。

　　比如有位审案御史，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对同事说，他已经确定，此案一定是皦秀才干的。

　　大家十分兴奋，认定他有内部消息，纷纷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御史答：

　　“昨天晚上我做梦，观音菩萨告诉我，这事就是他干的。”

　　当即笑瘫一片。

　　没办法，就只能慢慢磨，开审休审，休审开审，周而复始，终于有一天，事情解决了。

　　皦生光也受不了了，天天审问，天天用刑，天天折腾，还不如死了好，所以他招供了：

　　“是我干的，你们拿我去结案吧。”

　　这个世界清净了。

　　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皦生光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

　　妖书案就此结束，虽说闹得天翻地覆，疑点重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皦生光很冤枉。

　　因为别的且不谈，单说妖书上列出的那些官员，就皦秀才这点见识，别说认识，名字都记不全。找这么个人当替死鬼，手真狠，心真黑。

　　妖书何人所写，目的何在，没人知道，似乎也没人想知道。

　　因为有些时候，真相其实一点也不重要。

　　妖书案是结了，可轰轰烈烈的斗争又开始了。沈一贯被这案子整得半死不活，气得不行，卯足了劲要收拾沈鲤。挖坑、上告、弹劾轮番上阵，可沈鲤同志很是强悍，怎么搞都没倒。反倒是沈一贯，由于闹得太过，加上树大招风，竟然成为了言官们的新目标。骂他的人越来越多，后来竟然成了时尚（弹劾日众）。

　　沈一贯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回家躲起来，想要避避风头，没想到这风越刮越大，三年之间，弹劾他的奏疏堆起来足有一人高，于是他再也顶不住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沈一贯请求辞职，得到批准。

　　有意思的是，这位仁兄走之前，竟然还提了一个要求：我走，沈鲤也要走。

　　恨人恨到这个份上，也不容易。

　　而更有意思的是，万历竟然答应了。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沈鲤很有能力，又是他的亲信。而沈一贯虽说人滑了点，办事还算能干，平时朝廷的事全靠这两人办，万历竟然让他们全都走人，动机就一个字——烦。

　　自打登基以来，万历就没过几天清净日子。先被张居正压着，连大气都不敢出，等张居正一死，言官解放，吵架的来了，天天闹腾。到生了儿子，又开始争国本，堂堂皇帝，竟然被迫就范。

　　现在太子也立了，某些人还不休息，跟着搞什么妖书案，打算混水摸鱼，手下这两人还借机斗来斗去，时不时还以辞职相威胁，太过可恶。

　　既然如此，你们就都滚吧，有多远滚多远，让老子清净点！

　　沈一贯和沈鲤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朱赓。

　　这一年，朱赓七十二岁。

　　朱赓很可怜，他不但年纪大，而且老实，老实到他上任三天，就有言官上书骂他，首辅大人心态很好，统统不理。

　　可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他不理大臣，皇帝也不理他。

　　内阁人少，一个七十多的老头起早贪黑熬夜，实在扛不住，所以朱赓多次上书，希望再找几个人入阁。

　　可是前后写了十几份报告，全都石沉大海，到后来，朱大人忍不住了，可怜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亲自跑到文华门求见皇帝，等了半天，却还是吃了闭门羹。

　　换在以前，皇帝虽然不上朝，但大臣还是要见的，特别是内阁那几个人，这样才能控制朝局。比如嘉靖，几十年不上朝，但没事就找严嵩、徐阶聊天，后来索性做了邻居，住到了一起（西苑）。

　　但万历不同，他似乎是不想干了。在他看来，内阁一个人不要紧，没有人也不要紧，虽然朱首辅七十多了，也还活着嘛。能用就用，累死了再说，没事就别见了，也不急这几天，会有人的，会见面的，再等等吧。

　　就这样，朱老头一边等一边干，一个人苦苦支撑，足足等了一年，既没见到助手，也没见过皇帝。

　　这一年里朱老头算被折腾惨了，上书国政，皇帝不理，上书辞职，皇帝也不理，到万历三十四年（1607），朱赓忍无可忍，上书说自己有病，竟然就这么走了。

　　皇帝还是不理。

　　最后一个也走了。

　　内阁没人呆，首辅没人干，经过万历的不懈努力，朝廷终于达到了传说中的最高境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自明代开国以来，只有朱元璋在的时候，既无宰相，也无内阁，时隔多年，万历同志终于重现往日荣光。

　　而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万历很是沉得住气，没人就没人，日子还不是照样过？

　　但很快，他就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

　　因为内阁是联系大臣和皇帝的重要渠道，而且内阁有票拟权，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其拟定处理意见，然后交由皇帝审阅批准。所以即使皇帝不干活，国家也过得去。

　　朱元璋不用宰相和内阁，原因在于他是劳模，什么都能干。而万历先生连文件都懒得看，你要他去干首辅的活，那就是白日做梦。

　　朝廷陷入了全面瘫痪，这么下去，眼看就要破产清盘，万历也急了，下令要大臣们推举内阁人选。

　　几番周折后，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成功入阁，班子总算又搭起来了。

　　但这个内阁并没有首辅，因为万历特意空出了这个位置，准备留给一个熟人。

　　这个人就是王锡爵，虽说已经告老还乡，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之前共背黑锅的革命友谊，给万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派出专人，去请王锡爵重新出山，并同时请教他一个问题。

　　王锡爵不出山。

　　由于此前被人坑过一次，加上都七十四岁了，王锡爵拒绝了万历的下水邀请，但毕竟是多年战友，还教过人家，所以，他解答了万历的那个疑问。

　　万历的问题是，言官太过凶悍，应该如何应付。

　　王锡爵的回答是，他们的奏疏你压根别理（一概留中），就当是鸟叫（禽鸟之音）！

　　我觉得，这句话十分之中肯。

　　此外，他还针对当时的朝廷，说了许多意见和看法，为万历提供了借鉴。

　　然后，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了密疏，派人送给万历。

　　这是一封极为机密的信件，其内容如果被曝光，后果难以预料。

　　所以王锡爵很小心，不敢找邮局，派自己家人携带这封密信，并反复嘱托，让他务必亲手交到朝廷，绝不能流入任何人的手中，也算是吸取之前申时行密疏走光的经验。

　　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次，他的下场会比申时行还惨。

　　话说回来，这位送信的同志还是很敬业的，拿到信后立即出发，日夜兼程赶路，一路平安，直到遇见了一个人。

　　当时他已经走到了淮安，准备停下来歇脚，却听说有个人也在这里，于是他便去拜访了此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人，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

　　这个名字，今天走到街上，问十个人估计十个都不知道，但在当年，却是天下皆知。

　　关于此人的来历，只讲一点就够了：

　　二十年后，魏忠贤上台时，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把所有跟自己作对的人按照水浒一百单八将称号，以实力排序，而排在此书第一号的，就是托塔天王李三才。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

　　因为淮安正好归他管，这位送信人原本认识李三才，到了李大人的地头，就去找他叙旧。

　　两人久别重逢，聊着聊着，自然是要吃饭，吃着吃着，自然是要喝酒，喝着喝着，自然是要喝醉。

　　送信人心情很好，聊得开心，多喝了几杯，喝醉了。

　　李三才没有醉，事实上，他非常清醒，因为他一直盯着送信人随身携带的那口箱子。

　　在安置了送信人后，他打开了那个箱子，因为他知道，里面必定有封密信。

　　得知信中内容之后，李三才大吃一惊，但和之前那位泄露申时行密疏的罗大纮不同，他并不打算公开此信，因为他有更为复杂的政治动机。

　　手握着这封密信，李三才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决定：篡改此信件。

　　在他看来，篡改信件，更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谓篡改，其实就是重新写一封，再重新放进盒子里，让这人送过去，神不知鬼不觉。

　　可是再一细看，他就开始感叹：王锡爵真是个老狐狸。

　　古代没有加密电报，所以在传送机密信件时，往往信上设有暗号，两方约定，要么多写几个字，要么留下印记，以防被人调包。

　　李三才手中拿着的，就是一封绝对无法更改的信，倒不是其中有什么密码，而是他发现，此信的写作者，是王时敏。

　　王时敏，是王锡爵的孙子，李三才之所以认定此信系他所写，是因为这位王时敏还有一个身份——著名书法家。

　　这是真没法了，明天人家就走了，王时敏的书法天下皆知，就自己这笔字，学都没法学，短短一夜时间，又练不出来。

　　无奈之下，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抄录了信件全文，并把信件放了回去。

　　第二天，送信人走了，他还要急着把这封密信交给万历同志。

　　当万历收到此信时，绝不会想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信件的内容，而其中之一，就是远在无锡的普通老百姓顾宪成。

　　这件事可谓疑团密布，大体说来，有几个疑点：

　　送信人明知身负重任，为什么还敢主动去拜会李三才，而李三才又为何知道他随身带有密信，之后又要篡改密信呢？

　　这些问题，我可以回答。

　　送信人去找李三才，是因为李大人当年的老师，就是王锡爵。

　　非但如此，王锡爵还曾对人说，他最喜欢的学生，就是李三才。两人关系非常的好，所以这位送信人到了淮安，才会去找李大人吃饭。

　　作为凤阳巡抚，李三才算是封疆大吏，而且他本身就是都察院的高级官员，对中央的政治动向十分关心，皇帝为什么找王锡爵，找王锡爵干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唯一不清楚的，就是王锡爵的答复。

　　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既然李三才是王锡爵的学生，还算他的亲信，李三才同志为什么要背后一刀，痛下杀手呢？

　　因为在李三才的心中，有一个人，比王锡爵更加重要，为了这个人，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老师。

　　万历二年（1574），李三才考中了进士，经过初期培训，他分到户部，当上了主事，几年之后，另一个人考中进士，也来到了户部当主事，这个人叫顾宪成。

　　这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史书上没有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惊奇地发现，当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

　　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君子之交，暗室密谋之类的把戏也没少玩。

　　李三才虽然是东林党，但道德水平明显一般，他出卖王老师，只是因为一个目的——利益。

　　只要细细分析一下，就能发现，李三才涂改信件的真正动机。

　　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似明朗，实则复杂，新成立的这个三人内阁，可谓凶险重重，杀机无限。

　　李廷机倒还好说，这个人性格软弱，属于和平派，谁也不得罪，谁也不搭理，基本可以忽略。

　　于慎行就不同了，这人是朱赓推荐的，算是朱赓的人，而朱赓是沈一贯的人，沈一贯和王锡爵又是一路人，所以在东林党的眼里，朱赓不是自己人。

　　剩下的叶向高，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此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他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此人虽不是东林党，却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个合格的地下党。

　　这么一摆，你就明白了，内阁三个人，一个好欺负，两个搞对立，遇到事情，必定会僵持不下。

　　僵持还算凑合，可要是王锡爵来了，和于慎行团结作战，东林党就没戏了。

　　虽然王锡爵的层次很高，公开表明自己不愿去，但东林党的同志明显不太相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开那封信，看个究竟。

　　在那封信中，李三才虽然没有看到重新出山的许诺，却看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为免除后患，他决定篡改。

　　然而由于写字太差，没法改，但也不能就此算数，为了彻底消除王锡爵的威胁，他抄录并泄露了这封密信，而且特意泄露给言官。

　　因为在信中，王锡爵说言官发言是鸟叫，那么言官就是鸟人了。鸟人折腾事，是从来不遗余力的。

　　接下来的事情可谓顺其自然，舆论大哗，言官们奋笔疾书，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痛骂王锡爵，言辞极其愤怒，怎么个愤怒法，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我曾翻阅过一位言官的奏疏，内容就不说了，单看名字，就很能提神醒脑——巨奸涂面丧心比私害国疏。

　　如此重压之下，王锡爵没有办法，只好在家静养，从此不问朝政，后来万历几次派人找他复出，他见都不见，连回信都不写，估计是真的怕了。

　　事情的发展，就此进入了顾宪成的轨道。

　　王锡爵走了，朝廷再也没有能担当首辅的人选，于是李廷机当上了首辅，这位兄弟不负众望，上任后不久就没顶住骂，回家休养，谁叫也没用，基本算是罢工了。

　　而异类于慎行也不争气，刚上任一年就死了，就这样，叶向高成为了内阁的首辅，也是唯一的内阁大臣。

　　对手被铲除了，这是最好的结局。

　　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李三才和顾宪成的勾结，并不是猜测，因为在史料翻阅中，我找到了顾宪成的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

　　“木偶兰溪、四明、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遏娄江之出耳。”

　　“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娄江之不果出……密揭传自漕抚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

　　我看过之后，顿感毛骨悚然。

　　这是两句惊天动地的话，却不太容易看懂，要看懂这句话，必须解开几个密码。

　　第一句话中，木偶和婴儿不用翻译，关键在于新建、兰溪、四明、山阴、以及娄江五个词语。

　　这五个词，是五个地名，而在这里，则是暗指五个人。

　　新建，是指张位（新建人）、兰溪，是指赵志皋（兰溪人）、四明，是指沈一贯（四明人），山阴，是指朱赓（山阴人）。

　　所以前半句的意思是，赵志皋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张位和朱赓不过是婴儿！

　　而后半句中的娄江，是指王锡爵（娄江人）。

　　连接起来，我们就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赵志皋、沈一贯、张位、朱赓都不要紧，最为紧要的，是阻止王锡爵东山再起！

　　顾宪成，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而赵、张、沈、朱四人中，除张位外，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首辅者，宰相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而这个无锡的平民，却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称为木偶、婴儿。

　　而从文字语气中可以看出，他绝非单纯发泄，而是确有把握，似乎在他看来，除了王锡爵外，此类大人物都不值一提。

　　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个份上，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第二句话的玄机在于两个关键词语：福清和漕抚。

　　福清所指的，就是叶向高，而漕抚，则是李三才。

　　叶向高是福建福清人，李三才曾任漕运总督，把这两个词弄清楚后，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大家都知道叶向高能安心当首辅，是因为王锡爵不出山……密揭这事是李三才捅出来的，可谓是为社稷立下第一功！”

　　没有王法了。

　　一个平民，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但他说，内阁大臣都是木偶婴儿。而现在的朝廷第一号人物能够坐稳位置，全都靠他的死党出力。

　　纵观二十四史，这种事情我没有听过，没有看过。

　　但现在我知道了，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在无休止的争斗和吵闹里，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黑暗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