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误车当然是个借口。为了早点离开西苑饭店，我提前两小时来到了火车站，广场上人挤人。全国各地的方言话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们都只盯着自己将要去的地方，对其它毫无兴趣。许多人甚至都懒得说话，在唇上叼一张纸，纸上写着求购某次列车车票，然后坐在广场上闭眼打盹。

　　我取出了沉重的旅行包，左右各一只交叉挂在肩上。没走几步就走不动了，肩头火辣辣疼。我茫然地混在人群中，

　　不知道如何度过这两小时的时光。我甩下旅行包，朝它们狠狠踢了两脚。我引颈遥望，专门遥望驶进广场的各种小车。但从小车出来的人都使我非常失望。我无人送别。我伤心地强迫自己别指望奇迹发生。我告诉自己这是现实生活！不是文学作品！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也有许多极有趣的事。当我目光落到广场右侧的一堵围墙上的时候，我不禁咧嘴笑了。围墙粉了个大白脸，上面正在刷巨幅标语。正楷美术字，鲜艳的红油漆。我的童年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度过的。刷标语是我童年的游戏。一种久违的亲切感涌上心头。我乍一看以为是幻觉，定神一看是真实的。刷标语的人穿着牛仔裤，屁股兜上沾了一巴掌醒目的红油漆。

　　我拖着两只包过去。坐在包上用手作搭檐，观看太阳下正在形成完整口号的标语。它们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一百年不变。我看得入了迷。

　　我正入迷，一个人在我身后叫了声我的名字，我毫无戒心地回了头，突然一耳光猛搧到我脸上。

　　我猝不及防，一下子被掀倒在地，鲜血顿时流出了我的鼻子。

　　“谁？”我愤怒地面对广场上的人群叫喊，“是谁？”

　　周围的人面面相觑，全都是无辜的模样。打我的人仿佛遁地入天了。我坐在地上，手背是擦鼻子的血，手掌是一掌的灰垢，既没人出来扶起我也没人出来承担责任。我再叫两声“谁？”，人们就发笑了。

　　人们肯定觉得滑稽，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滑稽。我明白这是老赵在捣鬼。他只给了我一耳光也许还是客气的。

　　最后还是刷标语的小伙子过来扶起了我。面对人们的讥笑他大声对我说：“我是看你一直在欣赏我的字。”

　　“谢谢。”我说。我捂着鼻子拖着两只包慢慢向候车室走去。

　　站台上，我最后望了望北京的天空。天空有太阳但云是灰色的。灰色的云缓缓移去使人有了一腔的惆怅。

　　列车鸣笛了。我上了车。列车一阵剧烈颤抖停了下来。我再次下车，看天空。不一会儿又鸣笛上车，刚启动又停下来。车厢里闷，我只得随大部分乘客又一次下车。我再看天空，云依然是灰色，可我心里一片空白，连惆怅的情绪都调动不起来了。惆怅还有点诗意，可恨这列车一再出毛病，教我们生活中的诗意何以持续呢？我真倒霉！

　　列车终于开动了。

　　列车一出站就开始了点歌节目。我把自己一盒心爱的磁带送到播音室，说我点播这磁带上的音乐。穿上列车制服显得俊俏的播音员小姐问我这音乐为谁点播？我说为这趟去远方的车。为与我同行的全体乘客，为辛勤劳动着的全车乘务员。最后一句是讨她喜欢的，果然她欢喜地笑了，说我马上放。

　　这盒磁带是长笛演奏家黄绍江先生的专辑，名叫《瞬间·长笛与乐队》。我之所以喜爱黄先生的长笛演奏，那是因为我童年至少年的那段时光熏陶在黄先生的笛声中。那时候，我在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穿着极不正规的芭蕾鞋在大街上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伴奏的是唱片。唱片里明丽的轻盈的“北风那个吹”就是黄先生的长笛吹奏的。那时候，黄绍江先生是上海芭蕾舞团管弦乐队的首席长笛。现在是新加坡国家交响乐团首席长笛演奏家。这盒《瞬间》是现在新加坡的黄先生吹奏的。使用的是一支金子做的长笛。金子做的长笛缺乏竹笛那开裂一般的嘶嘶声，这是我唯一的小小的遗憾。

　　我从武汉千里迢迢揣着《瞬间》到北京，如意算盘是与我共同拥有某段经历的朋友一块儿听听这音乐的。谁知朋友太忙呢。人家都在忙正事，忙大事，怎么就我傻乎乎的像没长大似的。就我这样，还配要挟领导？还配算计老赵？还配敌视王先生？

　　黄绍江先生用他的金笛吹起了悠扬深情甜美却也忧伤的乐曲。我趴在枕头上，用湿毛巾敷住被打肿的半边脸，在笛声中泪如雨下。

　　列车在我的泪雨中与北京彻底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