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2月2日这天，由酒泉劳改分局代管的省劳改局野外勘测大队的干事陈毓明被人叫进会议室。在全队干部和部分工人面前，队长宣布：给极右分子陈毓明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宣布送夹边沟的还有工程师夏普。
前两年他参加过夹边沟农场的规划和测量工作，所以他清楚夹边沟农场的历史：1954年创建，其内部名称是甘肃省第十八劳改管教队。但是农场创建之后，由于许多劳改农场的犯人劳改期满，而中央的政策又规定劳改犯期满释放后大都不准回原籍，夹边沟农场就改成了专事收容就业人员的农场。这儿有三百多名就业人员，它的分场新添墩有一百多名就业人员。有四十多名管教干部。
可是他不知道就在他挨批判的日子里，就业人员已被转移到下河清农场，夹边沟已被改造为右派们的劳教农场。他到达的时候，这儿只剩下几十名赶马车、喂猪和打杂的就业人员，空旷的房子和田野专等着右派来住来耕耘了。
他和夏普是第一批到达夹边沟的右派！
转天来了第二批右派，酒泉运输公司的七个人。过了几天，陆续又送来八九个人，此后就停顿了。
他是劳改系统的右派，在这儿搞过测量，和场长熟悉，场长便在十七名右派面前宣布：陈毓明是你们的临时负责人，你们有啥事先跟他说，由他找领导反映。
他领着这十几个人搞卫生、喂猪、积肥，干了两三个月。春节过后，大批的右派潮水般涌来。他又被宣布为农业大队第四队的队长，成了一名真正的拐棍。
夹边沟农场的场长叫刘振宇。陈毓明知道他的传奇故事：陕西志丹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曾任三边回汉支队的大队长。1947年4月，他带领一支小部队在宁夏活动，被国民党一支大部队包围。突围时他的头部中弹，从马上掉了下来。战友们以为他已牺牲，急速撤退。他被一名掉队的战士背到山谷里隐藏。那位战士在下山找粮时被搜山的敌人俘获并供出了他。他被押往兰州的华林山监狱关押。关了两年之后敌人将他释放。他回了陕北老家。他在老家种田，做小生意。1951年他去宁夏做生意，意外地与回汉支队的一位战士在银川市街头相遇。那战士大惊失色，说我们当成你已经牺牲了，追悼会都开过了！
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后那位战士说他，你怎么不找组织呀？他说坐了两年多班房，脱党两年多了，我还怎么找组织？因为这次偶遇，组织知道了他还活着，于是他又回到了革命队伍。问题是，他被俘后的情况总也搞不清楚：他说自己没有叛变，组织却要问他敌人为什么就偏偏释放了你？
众所周知，兰州解放前夕，关押在华林山的和大沙坪监狱里的共产党人被敌人杀害在黄河北面的大沙沟里。但是组织又找不到什么证据说明他有变节行为。于是下了个不可重用的结论，安排他在潮湖农场当大队长，管犯人。五十年代中期宁夏和甘肃省合并，他被调到夹边沟农场当副场长，行政级别为科级。他的老战友、原回汉支队的政委此时任省政府某厅厅长，不久又升任省委副书记。
刘振宇历经坎坷命运不济。夹边沟农场后来饿死了一大半人，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的宁卧庄省委招待所召开会议纠正甘肃省委的极左错误，西北局第一书记曾下命令枪毙他。由于省委工作组调查之后认为夹边沟惨案并非他个人的错误所致，他才幸免于难。
刘振宇其人，皮肤奇黑，脾气暴躁，但是他对陈毓明极富同情之心。陈毓明到夹边沟不久，其在省公安厅工作的女人也被定为右派送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在副业队喂猪。刘振宇曾两次指示农业大队的队长梁敬孝：叫陈毓明到他女人的房子住两夜去。陈毓明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劳教，和另外两个女右派住在一间房子里。晚上，陈毓明来到女人房间的时候，那两个女右派早被梁队长临时安排到其他房子去了。
刘振宇还把陈毓明叫到自己家吃过几顿饭，叫女人做的拉面条。
陈毓明当个拐棍，每天领着几十名右派种地、挖排碱渠、去清水挖沙子，工作很累很繁忙，但他很负责任，尽心尽力。
这是1959年7月的一天，刘振宇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今年的菜种得不好，缺肥料。领导研究派几个人到嘉峪关积肥，我的意见是叫你带着他们去，你看好不好？陈毓明知道，这是刘振宇体谅他在清水筛沙子身体累垮了，给他安排个轻松工作。右派们都愿意做外派的工作，自由，没有管教人员监督。他说，那好那好。哪天走？刘振宇说，明天你一个人先去，在那里找下一间房子，那几个人后天去。陈毓明说，我就担心有人跑了，我负不起责任。刘振宇说，你放心，你放心，给你安排的人都是牢靠人，不会逃跑。
翌日清晨陈毓明就出发了。他把行李捆好，放在宿舍里，等后边的人捎过去。他自己背了个书包，书包里背了两天的干粮--小小的六个白面馒头。这是经刘振宇特意关照伙房才给他的。书包里还装着漱口缸子、水碗、毛巾肥皂。另外还把自己的破棉大衣捆了个卷儿背在身上，还斜挂着一个军用水壶，这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时发的。从夹边沟去酒泉走近道也就二十几公里，中午时分他就到了酒泉，坐上了去嘉峪关的公共汽车。坐在车上他才吃了两个馒头，喝了几口水。忍饥挨饿的日子他已经过惯了，他决不多吃一个馒头，多吃了明天就要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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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市是建在戈壁滩上的一座新城。除了新修的沥青马路和建筑物，到处是鸡蛋大小的鹅卵石，长着芨芨草的沙包。那时的嘉峪关仅仅有个雏形：两条马路相交的大十字，中心有一个栽了几棵小树的转盘。大十字的东南角有个五一工人俱乐部--一个电影院，东北角是一座两层楼的百货公司，西北角是市政府、酒钢招待所，西南面有个蔬菜商店。这几座建筑是嘉峪关市最显著的建筑，其次，沿着四射的马路两侧断断续续盖了些房子，向四方延伸二三百米。这些房子是为这座城市服务的饭馆、商店、照相馆之类。在东西向马路的南侧，是三九公司的家属区，也都是低矮的平房。
在大十字东北方向的深远戈壁滩上，是兴建了几年却又停工的酒泉钢铁公司。到处是建了半截的工厂、车间、炼钢炉。
夹边沟农场有一名劳教的右派分子，是个留美学成归来的学者。据人说，他在归国之初周恩来接待过他，建议他到兴建中的酒泉钢铁公司工作，贡献他的知识。他来了酒钢，但时隔一年就向中央提出意见，说国家在嘉峪关地区建设这样大型的钢铁企业是得不偿失，因为镜铁山是个贫铁矿，且不够百年的开采量。他的意见是否被中央采纳不得而知，因为他被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但是五十年代中期大张旗鼓上马的酒钢公司却在大跃进的年代下马了，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又恢复建设。建成的酒钢在后来的好多年里生产搞不上去，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从夹边沟出来之前刘振宇对陈毓明说，酒钢下马了，空房子多得很，可是陈毓明跑了半天，家属区的房子都满满当当，找不到一间空房。他进了街边上的一间新盖好没装门的房子，结果旁边商店的一个人把他撵出来了。那人看他叫化子的打扮，以为他要偷东西。后来他跑到工业区，修了半截的工厂、车间空旷得像一座死城。他甚至跑进一座没有人烟的炼铁厂去了，看见了炼铁剩下的矿石和出炉后的炉渣。这里有空着的工棚，但他觉得这里没人。积什么肥去，就往回走了。
这时天已傍晚。太阳落下地平线去了，他顺着东马路沙哒沙哒地走回市区来。他想找个过夜的地方--马路边盖了半截的空房子。突然，他的眼睛看见马路南边的戈壁滩上有一座突兀而起的土墩子。土墩子迎着他的这面有个黑窟窿。他灵机一动朝着黑窟窿走去。他想，反正天热冻不着人，就到那个窟窿里窝一夜吧，明天再找房子。他下了马路，踏着满地的鹅卵石走过去。走近了禁不住大喜过望。这不是个黑窟窿，这是个窑洞，里边有十多平方米，地下散乱着一堆麦草几块破砖头，墙壁被烟熏得黑糊糊的。这里住过人！可能是打工的民工挖出来的，门口还有风干了的马粪。窑洞门的两边栽了两截椽子，其中一根上还绑着一片柳条编出来的筢子。柳筢子倾倒了，看来是个简易门板。近一段时间这里好像没住过人，窑洞里有许多粪便。
他绕着土墩走了一圈，认出这是个古代的烽燧，两三丈高，顶上还有个木制的很高的三角架，三角架用黑白油漆漆上了斑马线。
他走到南边的沙滩上掬了一大把芨芨草--芨芨草正是开花的季节，它的羽毛般的花序已经充分地展开，洁白无瑕，茎秆也变白了，柔软而坚挺--又在马路边捡了一截铁丝，把芨芨草扎成个扫把。他先把窑洞里的粪便用脚小心地踢出窑洞，然后简单地扫了一下，就在麦草上坐下来吃馒头、喝水，接着就躺下来睡了，把大衣当做枕头。他睡得很香。
天亮之后他开始大搞卫生，他先把麦草扫出门外，把砖头码在墙角，然后把窑洞的墙壁刮墙皮似地扫了一遍，把地上的灰尘和碎草都扫出去，然后把麦草抖搂干净再抱进来铺在窑洞的里边半截，再把砖头摆了一道只有一层砖的小墙，把麦草拦住，里边就成为一片地铺了。
后来他又把门口的粪便扫远一点，扫出一块空地来。
干完这些之后，他绕着土墩走了一圈，又回到窑洞里站着看了看，很满意地跑到大十字接人去了。
从兰新公路上来的汽车和从嘉峪关火车站来的旅客都是从南马路进入大十字。他在五一俱乐部门口的花坛上坐着等呀等呀，黄昏时分一挂他熟识的马车驶过来了，车上坐着几个穿着和他一样破烂的人。车上还拉着行李，锅碗瓢盆，一堆芨芨草编的筐子。他站起来迎上去喊，你们来啦？
那几个人下了车和他说话，问房子找好了吗？他叫大家上车，他也上了车，叫车把式把车赶到东马路上，再驶向大土墩。马车轮子轧在鹅卵石上，有人叫了，哪里有房子呀，你叫我们住到沙滩上去吗？他不吱声，叫车把式把车赶到土墩旁边。他跳下车喊了一声：到了！
人们看清了窑洞，有人说，这就是你找下的房子呀？陈毓明说，哪个人把房子给你们修好了等着你们来住？你们当成你们是啥人了，是省委的检查团吗？叫你住酒钢的高级招待所吗？有个窑洞住就不错了！进吧！
劳教分子，吃苦吃惯了的，地窝子住过，帐篷也住过，他们嘴里咋呼，可是进了窑洞看看，又都说好。大家出去卸车，把行李粮食和锅碗用具拿进来。把筐子放在了门外。
窑洞很窄，并排只能睡四个人。他们是六个人--包括车把式--陈毓明就把自己的行李铺在进门右侧的地上，和车把式睡一起。因为劳累，这天他们没有做饭，只是啃了点干粮就睡了。
夏季的河西走廊很少刮风。这天夜里有点闷热，正好柳筢子门歪倒着，深夜里大西北干燥凉爽的空气钻了进来。他们睡得很香。
翌日清晨他们做了一顿饭吃。马路对面有一家叫做独一处的饭馆，是从天津迁来的，陈毓明叫张家骥去要了一桶水。他们在门外用锹挖了个坑，把锅坐上，用沙包上挖来的碱蓬烧开水，煮了一锅汤面的糜面疙瘩。他们每个人的粮食月定量是二十四斤，按说应该很好地计划粮食，但由于可以自主地做饭吃了，大家一致决定吃一顿饱饭，至于以后够不够吃的问题暂且不管。于是做了一大锅稠稠的糜面疙瘩。
吃过饭车把式套车返回夹边沟。右派们出来送他。陈毓明嘱咐他：这里的情况你回去给刘场长说一下，我们今天盘灶，收拾一下，明天就开始拾粪。
马车走后，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出去到马路边新盖的房子旁边捡砖头，然后在进门后靠左手的地方盘了个狗爬炉。没有炉条，陈毓明也跑到路边的房前房后去找，捡了几根铅丝回来，凑合当炉条。顺便把歪倒的柳筢子门拴好了。挨着炉子又砌了个砖墩子，捡来一块木板做菜板。粮袋和蔬菜放在砖墩子旁边。中午休息了一下，下午大家又去拣砖头，重新把铺用砖头圈了两层。麦草显薄了，有人说出去找些草，有人反对说，没事了坐着歇会吧，等遇着了再拾也不迟嘛，非现在去找不可吗？遂作罢。
干完了这些，张家骥站在窑洞门上说，哎呀，真格局呀，就像布置洞房哩，就差个新娘子了。几个人都笑了，都觉得有一种久违了的轻松。后来看时间还早，陈毓明说大家到街上转一转吧，熟悉熟悉街道，以后也好拾粪。于是五个人都上街玩了。那时候的嘉峪关，可以去的地方只有个大十字，大十字东北角的百货公司。他们逛完了百货公司就没处去了，但是谁都不想回窑洞去。大家坐在十字路口的大转盘处观看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人流。这正是下班的时候，人来人往很热闹。后来人稀了，夜幕降临了，路灯亮起来，他们才往回走。肚子也饿了。
因为早饭粮食超支，这天的晚饭是糜面糊糊。面糊糊里放了很多饭瓜，撒了点盐，咸咸的。
虽然晚饭吃了一肚子菜，但是这晚上谁都不想早睡。他们坐在一盏如豆的煤油灯下聊天到深夜。他们被突然降临的巨大的自由感动了：身旁没有管教干部看着他们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一座城市里散步和走动了！可以想几点钟睡觉就几点钟睡觉了！可以这一顿吃多一点下一顿少吃点，可以坐着说说话而且想说到多晚就说到多晚！他们突然说起了昨天的这个时候--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他们还在夹边沟的田野上加班加点翻地呢，不管身体多么疲劳，不管干多长时间，每个人必须完成一天一亩的定额，否则就不给晚饭吃。接着他们又回忆起去年冬季在清水火车站筛沙子的劳累，帐篷里还没有炉子。在高台县板桥乡的山里挖云石，没有炸药，用洋镐刨石头，手都震裂了。石头滚下来把人砸死！一年半，他们苦死苦活地干了一年半……后来，他们又说起了明天开始的拾粪，大家一起笑了：拾粪，拾粪不就是担着筐到处走吗？
他们五个人，若论年龄，最大的当属俞青峰，五十岁出头，刚来农场是个圆脸，白白胖胖的五短身材。现在他的脸已经很粗糙很消瘦了。他原是兰州市张掖路高昌皮货店的老板，解放后积极靠拢政府，思想进步。他曾经参加过解放军从青海入藏的工作，把商号的骆驼队拉出来为解放军驮运入藏物资，骆驼都累死在路途上了。他自己也跟着解放军进藏并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多才返回兰州。公私合营之后，领导任命他当了省商业厅所属的甘肃省皮毛公司的经理。论职务他也是县级干部了。其次是通渭县副县长徐敬宣，四十几岁。这是个来自老区的工农干部，没有多少文化，说话实在老实巴交。他因为进城后没和老家的女人离婚就娶了个年轻姑娘犯了重婚罪，加之又有错误言论被送来夹边沟。老三是高克勤，省邮电局的总务科长，不到四十岁的样子。他是省委书记处书记高健平的侄子。陈毓明是老四，三十四岁，大学肄业，1949年参加革命。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了几年，1955年调省劳改局，省劳改局又将他安排到驻酒泉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最小的张家骥三十二岁，毕业于陕西武功农学院，在山丹军马场生产科长的位置上当了右派。
陈毓明之所以定为右派是因为整风中提过意见：不该把劳改农场建在偏远的不毛之地，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还有，他在私下的聊天中对一些老同志管理犯人的方法颇有微辞。
通过聊天陈毓明了解到四个人的身世，他在心里说，难怪刘振宇派这几个人来积肥，原来都是当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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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戈壁滩上刚刚露出一抹熹微的晨曦，五个人全都起床了。他们生起火来，煮了一锅菜糊糊，一人吃了一大碗，然后就走到窑洞外边整理粪筐。
大家都在整理粪筐的时候，俞青峰跑到马路上去了。他在对面的墙根里找了一截粗铁丝，把柳筢子门关好，用铁丝拧紧。陈毓明说他：你不准备粪筐把那拧那么紧干什么，怕贼偷吗？俞青峰说，嗳嗳，事情还是防着些好。真叫贼娃子偷了怎么办？张家骥说，老俞有钱哩，怕贼偷。俞青峰笑了，有多少钱放在窑洞里？我是怕贼娃子把我的皮箱偷了。那皮箱是进过西藏的，有政治意义。张家骥又笑他：有什么政治意义，无非是炫耀你的光辉历史！你算了吧，你的西藏的光辉历程也免不了劳教的下场，你还总把那一段挂在嘴上。俞青峰说，还真是的，我真有点想不明白，我对共产党最拥护，结果落个这下场。陈毓明觉得奇怪，在夹边沟的时候，这些人都三缄其口，根本不谈政治性话题，但到了嘉峪关嘴上就没把门的了。他说，注意些，把嘴把牢些！但张家骥还是说俞青峰：算了算了，你不要想不通了，人家徐敬宣抗战就参加了革命，尚且难免劳教，你还委屈什么？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老徐！徐敬宣说，不要扯我，你们说话不要扯我。我是真有罪，但我不反对党。
人们都笑了，笑声中张家骥又说，你不反党？你真不反党吗？可我听你们通渭县来的右派说，你说过--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劳动人民夏天晒得油淌哩，冬天冻得淌哩--这样的话，对不对？徐敬宣说那是前几年下乡哩，和人闲谝的话。张家骥说，闲谝的话？你呀，丑化劳动人民，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么恶毒！多么恶毒！徐敬宣说，反正我不反党，反正我不反党。
人们哈哈大笑，担着粪筐走了。
陈毓明穿过东马路。走到独一处饭馆的后边去。马路边一溜排开建了许多商店、理发馆之类的房子，还有一些不知干什么用的空房子。房子后边就是沙滩。这是一座新建的城市，环卫设施不健全，公厕很少；行人都在墙角、墙根和房后的沙滩上解手。他顺着这种地方走，把风干了的或者不怎么干的粪便用粪杈铲到芨芨草筐子里。
不到十点钟，他就拾满了两筐粪。他担着粪筐回窑洞去。
走到土墩跟前，他看见那四个人都回来了，因为粪筐放在指定的土墩西边。但是当他走过去倒粪的时候，却发现四个人拾的粪和他一个人拾的一样多。他心里有点不高兴，进了窑洞，压住自己的不快问，你们几点钟回来的？四个人在地铺上并排躺着，不应声。他提高了嗓门：说呀，你们几点钟回来的！俞青峰慢腾腾坐起来说，九点钟回来的。他又把脸对着张家骥问，你是几点钟回来的？张家骥躺着没动，说，八点半。再问高克勤和徐敬宣，回答是刚回来。火苗噌的一下蹿上他的头顶：你们这么早回来是为什么？不是说好拾到中午吗？大家都不说话，张家骥腾地坐起来说：
操！丢死人了！
陈毓明一怔说，噢，你们是嫌拾大粪丢人呀！
张家骥和那三个人都不说话。陈毓明原本是想问明情况后好好训几句话的，但此刻他有点犹豫。他在自己的铺上坐一会儿才说，嫌丢人？你们的脸皮还薄得很呀。
张家骥大声说：不丢人？你担着粪筐子满街走没觉着丢人？
陈毓明闷声闷气说，有啥丢人的？
张家骥叫了起来：哎呀，我和你的感觉怎么不一样哩！我担着粪筐走在街上，就觉得街上的人都看我。他们说话，我就认为他们是在说我：看那个拾大粪的臭死了！
陈毓明看着张家骥情绪激动的脸说，张家骥，你娃娃的思想还没有改造好呀，就凭你说的话，还得改造你三年呀！在夹边沟掏厕所、拾牛粪怎么不嫌丢人？
那里都是右派，桌子板凳一样高。
到嘉峪关你就嫌丢人了？
不一样呀，在夹边沟和嘉峪关不一样呀。嘉峪关都是自由自在的人，走到街道上不光是觉得人们都看我，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人家都是自由公民，我一个劳教分子掺杂其中，丢人死了！再想到人活到拾大粪的地步，的确是无地自容啊，不如死了算了，还活个啥！你就没这种念头？
陈毓明听张家骥说完，沉默了一下，慢腾腾说，念头能没有吗？就是想法不一样呗。我想的是嘉峪关又没有熟人，谁也不认识我，谁还笑话我？陌生人笑话？我不认识！
张家骥说：你是个阿Q，精神胜利法。
陈毓明勃然大怒：我是阿Q，那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嫌丢人？蒙受了耻辱？那你不要拾粪了，你回夹边沟去！你回去呀！
看见陈毓明生气，张家骥笑了：陈队长，你想叫我回去？我才不回去！就是拾大粪我也不回夹边沟了。操。
陈毓明回答：那就好好拾粪，把你那小资产阶级的脸面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