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来时全天电视节目已经结束。
毛同志说：“天啊，你再晚一步进门我就要报警了！”
“谢谢你！”我说。
“你把王先生弄得太难堪了。”
“他活该。”
“你们这些年轻人怎么没有一点情没有一点义呢？”
“我还没有？他才没有！你不知道内情。”
“我不知道内情有什么关系。”毛同志正襟危坐，严肃地对我说，“我有感觉。我感觉到你生怕受伤害，一受委屈就薄情寡义翻脸不认人。人家王先生已经受过许多伤害了，所以处世圆滑一些。但人家心里始终藏着一股爱意。”
我对毛同志刮目相看。
毛同志说：“不相信我的话？”
“打死我也不信。”
阳光灿烂照耀着招待所我们房间的镜子。我在镜子里梳头。我透过自己的脸窥视自己的心。毛同志对我的感觉还是有几分准确的。此时此刻我的心像一片沙漠。与朋友也就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你替我办点事，我替你办点事，你说我好话，我吹捧你几句。全是俗入俗套，灵魂从不颤动。人走了茶就凉了。风吹过沟壑就平了。我是这样的？
我想不是。我不想是。紫红色的电话机跳入我的视线。我久久望着电话。看见马甸桥上空的月亮在白天升起。我是有真朋友的。我这个朋友和我亲兄弟般相似，情同手足。尽管我们远隔千里，音讯全无，我相信我握有他的钥匙他也握有我的钥匙。
我手中只有他几年前留下的六位数的电话号码，而北京现在已经是七位数。我无法找到他。
我慢慢提起话筒，心里充满情意。在北京打最后一个电话吧。电话通不了是电话的问题，我只证明我的心。
我慢慢拨了六位数，万料不到电话通了。一通就听他问：“喂哪位？”
我张皇失措面红耳赤瞅着话筒。
他说：“喂，请讲话。”
我讷讷地说：“对不起，我以为电话不会通的。”
“哦——”他一声长长的哦刹时删掉几年的空白，他温和地说：“小姐，电话从来都是通的。”
“北京不是七位数吗？”
“还剩最后一个局是六位数。”
就事论事之后，我不知说什么才是，太没有心理准备了。
他说：“你来北京了？”
“我要离开北京了。”
“什么时候？”
“明天。”
我这人的确变刁了。前一刻我都没打算哪一天走。朋友一接上头就拿刀刃试红白。不给他时间不给他余地，看他怎么处理。
他说：“明天我不能送你。对不起。”
我假笑，说：“没关系。你在忙什么呢？”
“忙‘两会’。”
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什么‘两会’？”
他说：“看你，这么大的国家大事：政协、人大两个大会嘛。”
“你和‘两会’有什么关系？”
他觉得我的提问很可笑。“我在会上。懂了？”
我忽然想起了平常在报纸上见到的他的名字，总是很高兴他成了一个人物。这会儿怎么忘了。
“懂了。”我说，“你搞政治了，你是个比较著名的人物了。那你忙吧，不必送我了。”
“这样吧。今天晚饭时间我有两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我请你吃顿饭。”
我说：“不吃。”
我说不吃的时候眼前飞快闪回这次来北京的所有委屈和失望，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别哭。”他说，“我现在身不由己。既不能送你也不能陪你玩玩。但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一边抹泪水一边冷静地说：“我没哭，我也没时间吃这顿饭。”
我们都不说话了。一种梗塞状的难受劲从我们的心中慢慢滚动过去。
他说：“那就不吃？”
我说：“不吃。再见。”
这次我能肯定我的钥匙没丢而他把钥匙丢失了。
我立刻着手办明天离京的火车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