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首都，我是外省人，我老想借出公差的机会到北京旅游一下。所以，领导一说让我出差，我忙问：“哪里哪里？”
我们领导当了我们所十年的领导，党政一肩挑。十年来我在他手下工作学习思想和生活，我们领导深知我心。于是，领导说：“哪里？不是北京！”
群众哗地一笑。我头脸发涨起来。这是在所会议室，各科室干部群众一大堆。当着广大干群，领导竟不给我一点面子，那就怪不得我了。
我说：“不是北京我不去。我总也不是北京，你们领导总是北京！”
领导一愣，说：“你这个同志。”
领导对我的不反抗是比较有把握的，意外的是我反抗了。一个人老是满足不了要求，哪能不反抗？群众一瞅这阵势，不散会了，推开椅子过来，围在我和领导身边。我们领导应急能力很强，他伸出一根指头在油漆斑驳的会议桌上一弹又一弹，弹了两下，笑道：“说你这个同志呀，我们每次都是戴帽下的会议通知。让你去，你也不像个所领导嘛——”
领导在他的拖腔后面紧接上一句：“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这么时髦。”
我语塞。人们并不认为我漂亮，领导却敢当众肯定我，这不能不使我感激。我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只由舌尖推出一个透明的水泡；我轻轻用力，水泡飞了出去，飘落在会议桌上，破了。群众明显失望。
群众主动说话了。一个说：眉红可能不太像党的领导，至于所长，我看还是蛮像的。”
一个说：“眉红年轻什么？三十郎当了。胡锦涛四十多岁，都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了。”这人说了又心虚，连忙问旁边的人：“我说得对不对？是不是常委？”
旁人说：“怎么不是？当然是！电视里看，一头乌发，多年轻。我们国家上头改革开放搞得好，下头搞得不好。”
近些年来，我们所干群关系变化很大，群众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即便话中带刺，领导一般也装作听不出来。但我们领导也积累了经验：任你说什么我就是不放权。群众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
我们领导对群众微笑，将话题固定在“北京”上。
领导说：“给大家说句真心话吧。北京有什么好玩的？
没有嘛。长城，砖头砌的；故宫，砖头砌的：亚运村，还是砖头砌的。大街，水泥铺的；街上的人，人肉做的。五官加四肢，吃喝拉撒；和全国人民没什么两样。你们看我们这黄鹤楼。我住在阅马场，抬脚就上了黄鹤楼，但我就是没去过。大几块钱一张门票，说句老百姓的话——还不如喝几瓶小黄。”（小瓶包装的黄鹤楼酒）
群众也与领导随便起来。说：“头，你这叫做饱汉不知饿汉饥。任你把北京说得寡淡寡淡，北京人家还是首都，身份在那儿摆着，没去玩过的总是想去好好玩玩。”
大家互相挤眉弄眼。
有人就更放肆了。说：“比如现在街上的那些鸡（妓），都讲她们肮脏下流，有艾滋病，可没有见识过的人总是心向往之。”
领导顿时寒了脸，在桌上顿了顿茶杯。说：“太离谱了吧？大不像话了吧？”
群众便讪皮讪脸吊儿郎当地离开了会议室。
我呆在原地没动。我在一只旧式的高背办公椅上搁着下巴。望着椭圆形会议桌上零散的报纸，心里很难平静。报纸上三天两头揭露公款出国公款旅游公款吃喝的腐败现象。在我这种普通工作人员眼里，揭露无异于炫耀。它激起了我的许多奢望。其实我从小是个好孩子好学生，红旗下生，红旗下长，曾把雷锋作为人生的榜样。我一直坚信自己是优秀的，是社会的动力，国家的栋梁，是单位的拔尖人物。可是现在却为了公款去北京旅游和领导抬杠。
我透过三月的新绿，懊恼地死盯着窗外乌烟瘴气的春天，想：我为什么不能保持自己的一点什么呢？
我如果保持自己的一点什么，就会不断地被派往农村出苦差。一入夏就下乡收购棉花，一个县城一个县城地跑，晒得一层又一层脱皮，回到武汉都是“十一”国庆节了。然而同样在一个所工作，干同样的专业，有人却从不下乡，出公差尽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最近出到新加坡去了。公理何在？我干吗置公理而不顾思考保持什么的问题？我要保持的是什么？我自己都答不上来。
领导忘了一份文件在会议室。
领导进来从会议桌上拿了文件就走。好像我是只椅子而不是一个有情绪有要求的国家职工。在这一刹那间，我恶念陡生，兀自大声说道：“今年夏季我要病的。我不能下乡。”
领导在门口停住了脚。领导折回来，对我说：“我这个人最尊重知识分子。我认为你在沉思，不想惊动你。”
我冷笑，说：“我今年夏季肯定会病的。您趁早心中有数，安排其他人下乡。”
领导说：“说这话就不像个知识分子了嘛。”
我说：“您以为现在的人读个大学就是知识分子？”
“当然，读了大学还不是知识分子那什么是知识分子？”
领导想把谈话引向无谓的争论，我可不上当。
我说：“好。那我就承认是知识分子。”
领导说：“对了。不要把自己混同于小市民。不要受社会上腐败现象的影响。要保持自己的气节。”
我的眼皮往下一耷拉，吁出长长一口气。和我论起知识分子小市民来了！现在的知识分子就是小市民。旧社会的分类标准不能用在新社会。所谓读过了大学的这一群人我大了解他们了。他们天天都操心柴米油盐酱醋茶，个个买菜都讨价还价，公款旅游求之不得。他们都活得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蚂蚁，忙忙碌碌，焦躁不安。生怕天上刮风下雨。不提高他们的物质待遇，他们就是小市民。气节与精神岂能悬空而生？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领导不知道我胸中波涛汹涌，以为我思想通了。
“好。”领导说，“你今年少包一个棉区，你是太累了。再说今年上头保证不打白条，工作肯定会结束得早一些。”
我气愤之极。
我说：“我说了我有病。是真话，到时候会送医院证明来的。”
领导再次从门口折回来，看看我。
领导说：“一定要去北京？”
我当然不是一定要去北京。我又不是真的没去过北京。不过既然已经拿了北京当杠抬，只好一杠抬到底了。
我还是搁着下巴，望着半空中，表示默认。
领导半天不说话，过了半天说话了。
“今年夏季的补休我现在就给你。三个月十二天。我再奖你八天休息。一共二十天。二十天工资奖金误餐书报费一律照发。去北京玩吧。”
我说：“路费呢？”
“当然自费。”
我委屈极了，说：“自费？”
领导比我更委屈。他说：“咦——”领导挪开一只椅子沉重地坐下，将文件摆在自己面前，将茶杯摆在文件右上角，他一手揉搓太阳穴，一手示意我也坐下。
我带着下巴颊上的一道深沟坐在我们领导对面。由于我们光坐着不说话，时间嗒嗒嗒地飞快后闪。十年前我大学毕业第一天上班，领导找我谈话，我们就在这间会议室这么坐来着。那天我穿着当时最时兴的直筒裤，裤缝熨得刀锋一般挺刮。我剪着学生头，眼睛清澈见底，一点没沾染这十年的岁月风尘。我在递上成绩册的同时还羞怯地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十年前的眉红令我们领导眉开眼笑。
我扯过一张报纸，认真看报，讷讷念出声以阻断历史的浮现。怀旧永远是一种有毒的情绪。它除了让人逃避现实没别的好处。美好已经属于过去。现在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领导不无遗憾地“咳”了一声。作为一个生活阅历丰富的长者，他伤心地感觉到眉红这女同志把纯朴遗失在她长大的路上了，找不回来了。
忽然远处一阵“刺刺”的油锅炒菜的声音，接着辣椒炒肉的香味潮水般漫进了我们所的窗户。这种香味立刻调动了我们的联想：一只冒青烟的油汪汪的锅，里边爆炒着河南产的那种又尖又红的干辣椒。深红色的酱，绿色的葱段和黄色的生姜，又倒进了粉红的嫩肉丝和黑色的胡椒粉。在辛辣的香气和五彩缤纷联想的突然袭击下，我打了一个喷嚏。我们领导也打了一个喷嚏。走廊上和别的办公室纷纷有人打。有人高声打了还快活地骂一句武汉粗话以表达心情。我和领导不约而同看了看墙壁上挂的石英钟。十一点半了。一个上午过去了。随着又一阵“刺刺”声，蒜味冲鼻。这次肯定是在炒蒜苗，时鲜菜。我们领导又要打喷嚏，张口结舌了一番终于没打出来。我不忍观看领导失去自制力的模样但忍不住笑。领导冲着香气十分恼火地冒出一句：“个婊！”
我大笑。
我们所楼下原本是一道绿茸茸的草坪。去年，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不久，草坪一夜之间被铺上煤渣，做成了一排简易门面，租给个体户开小餐馆。从此，小餐馆的油烟伴着菜香靡靡之音一样腐蚀着我们办公楼。大家经常此起彼伏地打喷嚏，议论吃喝玩乐，经常拿餐馆老板的收入来取笑我所的一级工程师。我们领导为小餐馆之事拜访过许多有关部门，我们领导对别的领导说：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深入改革开放决不是要全民经商。在一个科研单位楼下遍开餐馆的做法是欠妥的。中国人干什么都喜欢一哄而起。一哄而起不好。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可是，没有人听我们领导的肺腑之言。由此我们领导格外厌恶小餐馆的气味，居然也会来句武汉粗话。
这种形势之下，领导和我都不可能绷脸了。
领导拧开茶杯，一口气喝下了茶水，呸呸吐着茶叶渣，说：“话又说回来，比起现在社会上的一些现象，你的要求也不算太过分。劳动模范还兴国家出钱去疗养呢。”
我坦然地看着领导。
领导说：“这样眉红，你准备一下最近出趟北京的差。”
我突然觉得怪难为情的。
“眉红你今年夏季可不能病罗。”
我忙说：“当然当然。”
领导的眼睛像拉了开关的电灯一下子熄灭了。他满脸疲惫之色，端起茶杯拿着文件往外走，边走边说：“就这样吧。”
我们领导后脑勺都长满白发了。我记得十年前他有着乌黑油亮的大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