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再次听到电话铃声，已是次日早上七点半。
“喂。”
“早上好眉小姐。”
王先生肯定享受了一番人生乐趣，他的嗓音清新豁亮，中气十足。
“得了。叫我眉红。”
王先生不介意。继续精神饱满，语气坚定地说：“起床吧。德方（进口的是德国棉花）已经知道你到京了。他们今天九点钟等你。”
“可我今天要去长城。”
“眉小姐。长城改天去吧。你是我们请来的专家呀。”
专家住招待所？话到嘴边没说出来。木已成舟，多说没意思。
“喂。”王先生等了一下，着急了，“喂喂！”
“说！”
“你打的去，别挤公共汽车。太累了。”
“知道了。”
我一听好话气就消得飞快。我说：“行了。我九点准时到。”
“眉小姐等等。”王先生在寻找措词，“为了长我们的民族志气。为了，为了我们企业的利益。希望你坐高档一些的车，北京出租车有奔驰，你尽量打奔驰或者打丰田。”
我悔恨得牙根发痒。我哐地挂上电话，缩进被窝睡觉。电话铃沉默了片刻又响起来。我用指头捂住耳朵。等我松开手，电话铃还响着。我朝电话扔了一个枕头。铃声在枕头底下固执地发出蛐蛐一样的叫声。我只好拿起话筒。
“眉红同志，”王先生到底受了几十年社会主义教育，关键时刻还是用同志称呼。王先生郑重其事地说：“眉红同志，通过接触，我已经认识到你是一个坦率直爽单纯善良的好同志。你生我的气我不怪你。只希望你理解我是受雇于人的。我是替人家打工的。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少说两句好不好？”
“好好。打的一定打奔驰或丰田，到时候的票实报实销，在那一千块钱之外。”
可是我没那个富贵命，我光是看见日本小车就晕，别谈坐车。奔驰我只能坐五分钟，五分钟之后马上晕，我习惯了国产车的颠簸，进口的不颠簸我反倒受不了。今年北京流行面的，一种黄色小面包车。十块钱起价，八公里才跳字，每公里一块钱，颠簸程度不轻不重。我喜欢坐面的。
“我准备坐面的。”
“眉红，别这样。你要是坐面的，我回去准被炒就鱼，我们金老板最重视包装了。在火车上你不是说过拳王的事吗？”
霍氏前拳王的不幸，看来已是我们全人类的不幸。
我说：“问题是我晕进口车。”
“吃药嘛。买点晕车灵晕海灵，开发票，全给报销。”
“王先生，你吃药我给报销好了。”
我再次挂上电话。然后把话筒拿起来搁在了一边。
我坐在一辆天津产的黄色小面包里出发了。我决不为了金老板的脸面而吃药伤自己的身体。面的跑了大半个小时，我头不晕心不烦。司机朴素，随便，和蔼可亲。
车上三环路后，我眼前开始晃动德国人那苍白的脸浅色眉毛灰色眼珠。他们背着一双戴了白纱手套的胳膊，昂首挺胸，在窗前凝然不动地盯着我。
我问司机到达目的地还需要多少时间，司机说五六分钟，我犹豫了两分钟，在路边下车了。
我在一幅巨大的广告牌下换了一辆奔驰车。三分钟后，奔驰滑冰一样悄然停在一幅紫红色楼房的门厅前。一位身着白色制服，制服上缀着流苏的中国小伙子上来为我打开车门，在我钻出车门时，小伙子将手掌贴在车门顶上。最初一刻我心里咚咚跳了两下，不明白他要干什么。旋即便理会到我在享受一种待遇，他怕我碰了头。曾听人讲过中央首长就是这么出车门来着。
“谢谢！”我淡漠地说。人一享受某种待遇，就自然生出了某种派头。
此后一连四天，我都在那幅花哨的巨大广告牌下换车。有一次，居然又遇上了第一天坐的那辆奔驰。司机认出了我。主动说：“小姐您好。”
我也认出了司机，便回了礼。“师傅你好。”
“老地方吗？”
“对”
司机很潇洒地扶着他轻灵的方向盘，轻车熟路送我上班。
和我打交道的德国人果然与我想象的一模一样。他若是穿上黑色制服，活脱是个党卫军。他替我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我离开时他站在我身后为我穿大衣。但他从来不笑。他站在阳台上注视着我的来去，眼睛像太阳底下的玻璃珠子令人眩晕。做实验时他配合我，有一次他提前从烘干机中取出了棉花，我马上告诉他这不行。哪怕只提前半秒钟，我都不会在实验报告单上签字。我想我的确大长了中华民族的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