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兴一惊：偷了？丢什么了？
迁移的路上不是集体拉行李吗？衣裳叫人偷光了，连饭碗都偷掉了。
还有什么？
还有八百块钱，叫人偷得光光的了。
嘿，你怎么这样做哩？钱能放在行李中吗？那要装在身上。
唉，一念之差。我们组的一个人来明水前的几天到东边巡渠，遇上两个农民，把他给抢了。我就想着钱放在宿舍里还是保险……
你就忘了防贼的事了！
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迁移的时间该装在身上……
这么想过，但又想集体运行李，那么多人的眼睛看着，贼敢偷吗？
偏偏就偷了！
嗯，偷得一文不剩。连买张邮票的钱都没有了。
两个人说了会话，赵庭基就匆匆告别，说是队里派他们出来挑野菜摘沙枣树叶的，时间不能耽误多了。王永兴叫他等一下，把自己的大茶缸子给了他，还给他两张邮票叫他赶紧给家里写信要衣裳……
...
1960年的夏季，为了落实省委关于以最快速度建成甘肃省最大的谷物农场的指示，酒泉劳改分局组织酒泉地区十多个劳教农场的领导和生产部门的负责人在高台县的碱泉子农场开会，商讨和筹划建立明水农场的具体措施，会议开的时间很长，因为缺少许多资料，会议期间还要做出农场的建设规划和人员布置。但是，这一切准备工作都没有完成，秋天就到来了。于是大概地确定了几个住人的点，领导就催促与会者回原单位去，按照会议决定的人数去抽调劳教人员过来。会议决定，明水农场必须立即上马，利用秋冬季节开荒，挖渠，明春就要播种。至于农场规划，可以一边干一边测量和制定。会议还决定，夹边沟农场因为地处荒漠，风沙又大，不宜农作物生长，决定只留下三四百人守摊子，其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明水来。对于会议的决定，其他农场都拖着没办，因为那些农场的领导认为冬季即将来临，没有房子住，没有水井，没有煤烧，吃粮也很紧张了，人过去后怎么生存？唯独夹边沟的领导对此决议执行得又坚决又迅速，除去部分病号和两个农业队之外，几乎是全体人马浩浩荡荡开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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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永兴和三十几名病号躺在一间地窝子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地窝子没门，他们把一位来明水后死掉的人的被子挂在门上，遮挡风寒。天气晴朗的日子，他们挪到门外的沟坎下躺着或是坐着晒太阳。关于寒冷，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自从来到夹边沟，他们的房子就没有生过火，没发过炉子，没发过煤炭。
但是，10月中旬，领导突然宣布，从明天起，每月的口粮供应降为15斤原粮！
右派们惊得魂飞魄散！
以前他们吃30斤，零零星星饿死人。到了这年的夏收之后，口粮降为24斤，新添墩每天都要饿死人，现在降为15斤，人还能活命吗？但他们毫无办法。他们是戴罪之人，连句吃不饱的话都不敢说，谁也不想罪上加罪。他们只有一个办法，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到开荒修渠的工地，然后就站着，坐着，或在田埂旁躺着，他们真是干不动了。管教干部们也不催促干活，他们也明白，一顿吃不上半斤粮食，干不了活！耗了几天，领导就干脆宣布停工，并动员右派们挖野菜，挖草根充饥，想办法活命。
病号们更惨了。他们无力去挖野菜，捋树叶。他们喝完了每天供应的半碗面糊糊就只能躺着了。他们知道，死亡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那些原本健康的人已经在死亡了，他们还能幸免吗？
他们静静地躺着，尽可能节省体能的消耗，以延续时日……
这是10月底的一天下午，王永兴和他的伙伴们在地窝子里躺着。天气太冷了，晒太阳已经没有了意义，干脆就钻在被窝里不出来。突然一阵风刮进来，原新添墩作业站的副站长赵来苟挑起门帘走了进来，大声说，梁书记看你们来了！他的话刚落，夹边沟农场的党委书记梁步云就走进来了。
赵来苟的意思是要病号们坐起来或者站起来，迎接领导，但是病号们躺着没有人动一动。于是他又喊了一声：听见了吗，领导来了，起来！快坐起来！
有人坐起来，大多数仍然躺着。赵来苟生气了，瞪大眼睛嗯了一声，要发脾气，但梁书记用目光制止了他，问，你们怎么都睡着呀，怎么不挖野菜去？
石玉瑚躺着说了一句：我们走不动。
赵来苟也说，这是些病号，在新添墩就病了。
梁书记说，嗯？病号？转移之前就病了？那怎么不住院治疗？
赵来苟回答，这些都是老病号，场部医院没病房，没住上医院。
是吗？新添墩还有这么多病号没住院吗？梁书记说着，向王永兴弯下腰来：你得的啥病？
肝硬化，腹水。
多长时间了？
一年。一年零几天。
没住过医院？
住过三个月，出院了，秋天又犯了。
再犯就再去看嘛。不住院硬抗，能抗过去吗？
看过了，没床位，病房都住满了。
梁书记不再说话。顺着过道走了几步又走回来，对着赵来苟说，这要想办法呀，这么冷的气候，风这么大，就这么躺着，能挺过冬天去吗？
赵来苟说，梁书记，这话得你说，我说了不顶用。
梁书记和赵来苟走出去了，右派们就突然活跃起来。石玉瑚说，你们猜一猜，梁书记能想出啥办法来？王永兴说，能把我们送到夹边沟医院去吗？有人说能，梁书记说话还是顶用的，只要他说送，就一定能送过去。但有人说，那可不一定，我听说夹边沟的医院里病号塞得满满的。说着说着话题就转移了，有人谈起梁书记的历史，说他原是定西地区检察院的检察长，因为右倾错误，去年反右倾撤了职调到夹边沟来当个副书记……但是大家的议论被赵庭基的到来打断了。赵庭基一进来就沮丧地对王永兴说，我又叫人偷了。王永兴问什么叫人偷了？他说今天收到家里寄来的十多斤熟面［2］，未及吃一口下肚，叫人连面口袋连大衣偷走了。问怎么偷的？他说把炒面拿来后挂在墙上，还盖上一件大衣，上个厕所回来熟面就不见了，大衣也不翼而飞。王永兴听了心疼得不得了：哎呀，你这个人呀，都是啥形势了，你还把熟面挂在墙上去上厕所……又是一念之差？我上次就想跟你说，病号队队长官锦文，人家是长征干部，延安时代彭德怀司令部警卫团的团长，解放后担任天水步兵学院战术系主任，在夹边沟和我一个组，大夏天在地里劳动，衬衣外头还穿个毛背心。管教干部就起了疑心，叫调查怎么回事，查来查去才知道，他背心里头缝了个口袋，里边装着些从家里带来的钱。人家那么大的干部，一个月还不挣你半年的，都把钱带在身上，防贼偷！把你个教员有多少钱，还卷在行李里头，把熟面挂在墙上！你真是谦谦君子呀！赵庭基连声叹气，懊悔不已……
...
梁书记来过的第二天，一辆汽车朝着夹边沟农场驶去。梁步云亲自开车，车上挤着二十几名病号和他们的行李。
夹边沟农场的场部是劳改犯们1954年建成的。机关办公室是四栋白色的平房，两栋一排两栋一排坐西向东，场领导和各股室的干部们在这里办公。办公室北边依次排列着干部宿舍、干部家属宿舍、医院、仓库，但这些房子都坐北朝南。再北边是农业大队居住的四合院。这个大院还包括杂役们的作坊，修鞋组、木工组、理发组。与四合院相邻的是磨面房、粮食仓库。仓库外边有一条通往新添墩的公路，路北是菜地。
场部办公室斜对面隔着马路是基建大队的四合院。
往日的夹边沟农场场部还是很热闹的，除去新添墩和长年在外边搞副业的，这里大约居住了一千五百名劳教分子。可如今这儿只有二三百名病号和一部分农业队留下来灌冬水的人，再就是几十名杂役，大有人去楼空之感。
按着原先劳改队的规划，夹边沟农场只有三四间房的卫生所：一间医生办公室，一间治疗室，一间药房……根本就没有住院部。由于从五九年开始病号大增，卫生所便在农业大院辟了几间病房。如今病号房扩充到了十几间。好在人员都到明水去了，原先的农业队宿舍改成了病号房。这批病号到达后分散到七八间病房里。王永兴和石玉瑚被安插在一间住了三十多名右派的大房子里。
一进病房王永兴的心就踏实了一下。这间病房有三间房那么大。它一面是门，三面是土炕，土炕相通，成"凹"字形。三十多人住在炕上的确是挤得密不透风，就像去年初冬在银达乡抢修水渠住在社员的草棚子里一样。但这是热炕，炕有三四个炕洞，右派们从麦场上抱麦衣子［3］把它烧得很热。地下还用土坯砌了一个炉子，烧着无烟煤。他在其他右派挤出来的窄条条上喘息着铺好被褥，身上就出了汗，筋骨就舒展开来。顿时他心里就流过一股幸福得要晕过去的感觉：看来是冻不死了！
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躺着的时候，他一天到晚蜷缩着身躯，手脚从来没有舒展过。已经两年多没睡过热炕了，更不要说火炉了。每天从田野上劳动回来，吃过了饭就赶紧钻进被窝。房子里的温度在零下十几度，饭盆里边的粥吃到最后就冻上冰碴。
这里蛮好，穿着棉袄坐着一点儿也不冷，一动弹就出汗。
幸福的心刚刚平静一些，一位右派韩大夫就来给他检查病情。过一会儿就有人送来了药片。他问那人，你是护理员吗？
那人嗯了一声。
邓大夫在办公室吗？
邓大夫到明水去了。
咦，我没看见过呀，我就是明水来的。
下放到大田劳动去了。
为什么？他很是惊讶。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犯错误了……那人支支吾吾走出去了。
旁边一位老病号告诉他，一次上边来领导视察，问怎么死了那么多病号，别人都不说话，邓大夫直不楞登回答，营养不足，啥药都救不了命。视察的人前脚走，他后脚就被赶到大田劳动去了。
不再挨冻了，吃的问题就强烈地凸现出来：还是吃十五斤粮。虽然蔬菜多了些，做的也比明水的大灶精细了许多——胡萝卜切成小丁丁和面糊糊煮在一起——但肚子还是填不饱。一脑门子想的就是吃，成天心里饿得急了了的没有着落。十多天后腹水见少，人瘦得成了一张皮，腿软得走不成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