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秋季的一天，夹边沟农场所属的新添墩作业站几百名右派凌晨四点钟就起了床，整装待发去明水农场。在河西走廊的西端，这时候还是深夜；因为仲秋的这片荒原上，要到八点钟太阳才能爬出地平线。
还在十多天前，夹边沟农场就接到上级指示，夹边沟农场的全体劳教分子迁往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省劳改局决定在那儿立即上马建设一个五十万亩土地的谷物生产基地，需要大批劳动力。新添墩作业站已经过去两批人了——约三四百名，今天走最后一批——连锅端，总共四五百人。
因为昨天傍晚就通知过的，今天早晨要来汽车，所以听见哨音响，右派们全都起了床，捆行李，吃饭，做好准备工作。由于是要走远路，这天的伙食也与往日不同：小米汤，不限量，敞开喝。这件事可是把右派们乐坏了。有些人打一份回来，等不得小米汤凉下来，也不顾烫嘴不烫嘴，噗噗地吹着，稀溜稀溜往下喝——他们怕稀饭被人打完了，自己打不上第二份。有些人很聪明，打了小米汤回来，把米汤倒进洗脸盆里，然后又往伙房奔去。一时间，通往伙房的路上人影躜躜，脚步匆匆。当然，这可苦坏了那些身体已经衰竭的人：他们平时就走不动路，跪着去食堂，慢腾腾地在地上挪，像是疲乏无力的鸭子晃呀晃的，而此刻为了多喝一份小米汤，他们竟然也打起了精神，快速地移动双腿往前走。为减轻膝盖的疼痛而绑在膝盖上的鞋底发出沙沙的摩擦声。他们快速行走的姿态如同刚从大海里爬出来的躲避海豹追击的企鹅，快速地摆动着身体和短腿。
蔬菜组的王永兴打来了一份小米汤。他是个老病号了，近来腹水增多，不下地干活，所以开饭时总是晚去。这天他打回小米汤来，像往常一样，盘腿坐在土台子上，一勺一勺慢慢喝。这时有人说了一句：今天的米汤敞开喝。他不相信，说，哪有那样的好事？仍旧一口一口慢慢喝，充分咀嚼。但是，看到有人真的打来第二份小米汤，他也紧急行动起来，忙忙地打开已经捆好的行李，拿出一个闲置的大茶缸子，匆匆向伙房走去。他还怕自己行动得晚了，走在半路上问了一个打饭回来的人，还有米汤吗？那人回答，有，多的是。他果然打到了第二份小米汤。
打回的小米汤晾在土台子上，他接着喝先头的那一份。喝着米汤他还说那些腿快的人：你们打下三份四份，能喝完吗？一会儿出发怎么办？端着上路吗？王永兴是个很务实的人，做事很有分寸，从不做莽撞事。他看见那些贪心不足打了三四份小米汤的人，从心里就觉得可笑。他又说，人的肚子是有限的，可不要贪便宜胀死！
但是，那个打了四份小米汤的人很轻易解答了他的难题。那人喝了两份小米汤，然后把一条毛巾铺在土台子上，把另两份米汤慢慢地倒在毛巾上。毛巾是个过滤器，清汤渗入沙土去了，米粒就堆积在毛巾上。那人看了一眼王永兴说，你看我有办法没有？这时候王永兴后悔得要死，后悔自己怎么就想不出这么个主意来。但后悔也没有用处，因为已经有人回来说没米汤了。
吃过了饭，劳教分子们把行李搬到院子里放下，然后就集合排队出发了。王永兴没走，他和一帮病号留下来等待拉行李的汽车，坐汽车走。
八点半钟，酒泉劳改分局调配的六七辆卡车驶进新添墩，装上行李载上病号和一帮装卸行李的人，出发了。汽车驶出田间公路，经过杨洪公社的一个村庄时追上了先行出发的大队人马。从新添墩去酒泉火车站约七八十里路，队伍才走出二十几里就已经散乱了，哩哩拉拉二三里长。当汽车超过稀稀落落凌乱不堪的队伍时，扬起阵阵尘土。王永兴听见了不断如缕的吼骂声：这一帮狗日的倒舒坦了，平常不劳动，现在又坐上汽车喽……
王永兴是前一年的初冬病倒的。那是10月下旬，冬灌［1］最紧要的关头，花园水库通往夹边沟农场的大干渠冲垮了，夹边沟农场的领导指示新添墩作业站抽调五六十人去修渠。冬季外出施工，是要挑强壮劳力的。1959年，劳教分子们的口粮就削减到每月三十斤，基建队和农业队的人因饥饿和超常超重的劳动体力衰竭了，只抽了一小部分，而蔬菜组的人因为劳动强度相对要轻一些，还能近水楼台地吃点西红柿南瓜什么的东西充饥，体质相对而言要强壮一些，所以三十多个人无一漏网被抽去修渠了。修渠是在西边十几公里的银达公社的荒滩上，住在两户社员的草房里。那是真正的堆草房子，他们去后把草腾到院子里，又在地上铺点麦草挤着睡。真是拥挤呀，三十多人挤在一间房里，人只能侧着睡，翻身都翻不了。吃的又是菜糊糊，尿多，人们出去一趟又出去一趟。每次出去不是踩着这个就是踏着那个；整夜吼骂声此起彼伏，根本就睡不好。大干渠垮掉了二十多米长的一段。垮掉的一段正好在一片低洼地上，不光堤没了，连渠基都冲掉了，渠两边都淹上了水，冻了冰。要修渠就要从几十米远处抬土。抬土谈何容易！河西走廊的西端，10月下旬天就大寒，地大冻，要挖下拳头大的一块土疙瘩就需要抡几十次镐；手震木了腿震软了。半个小时也挖不下一筐土。效率是无从谈起的，人们都在浮肿，根本就没力气干活，仅只是晃着摇着慢腾腾干着就是了。干脆停下来歇息是不行的，管教干部看见了要骂的。实在坚持不住想休息一下，只能以大便的借口跑远些蹲一会儿。说小便都不行，管教人员会说：尿尿还要找地方吗？怕人看见吗？你是大姑娘吗？
那是修渠的第三天，王永兴和一个人抬土，到正午时分，真是走不动了，身上光出虚汗，腿软得打颤。那天天气格外冷。茫茫田野，天空无云，但却日月无光，漫空里飘着晶莹的冰霄。眉毛和胡须都冻上了冰疙瘩。寒气逼得人喘不上气来。他跟分队长说了一声要解大便，就走到一条看不见人的自然沟里，落下裤子蹲着，休息片刻。绝对不敢穿着裤子坐下来休息，因为管教干部也发现右派们的花招了，看见有人去解手，就总是盯着，时间一长就跑来察看。发现是假解手，可了不得——连训带骂，还要扣掉一顿饭。
王永兴蹲了几分钟，觉得该回去了，就往起一站——哦，站不起来了！起初，他没明白怎么回事，以为是腿蹲麻了，不听使唤了。便用足了力气往起站，却还是不行，腿根本就不听从大脑支配。后来，他弯下了腰，用手杵地，总算是站起来了，却又搂不上裤子。人越饿越怕冷，越怕冷就穿得越多——他穿了一条绒裤，绒裤外边才是劳教服：一条蓝布面的棉裤。此刻，他觉得裤子有千斤重，两只手怎么也提不起来。一用力就头晕，就眼前发黑，气喘吁吁。后来，他只是把裤子的前边提高了一点儿，臀部竟无可奈何地暴露在刺人的寒气里。他静静地站着。
这时候他心慌得厉害，因为他明白了，这是死神在拉他的手了，要把他摁倒在那道浅浅的长满了骆驼草的自然沟里，叫他再也站不起来。于是他静静地站着，一动也不敢动。他害怕一走动就栽倒。
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长时间，可能是十分钟，或是半个小时，与他抬土的伙伴跑来找他，才帮他提上裤子，系上皮带。同伴又叫来一个人，一左一右扶着他去见管教干部，经允许后又扶他回到住处。转过天，蔬菜组的老何赶着马车来给他们送菜，管教干部叫老何把他拉回新添墩休息。
王永兴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他自己认为，之所以出现蹲下站不起来的事情，可能是饥饿所致，也可能是寒冷和劳累的原因：自己是蔬菜组长，事事处处都竭尽全力去干，消耗的体力太多了。他以为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情况会有好转的，但没想到的是情况更加恶化，干脆起不来了。他原先仅是面部浮肿，小腿浮肿，躺了几天，腹部竟然也肿了起来，原本细瘦的腰突然就肥壮起来，真是系不上裤子了——皮带上的孔不够用了。而且身体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疲乏，起不了床，穿不动衣裳，胳臂也抬不起来了。当他的组员替他打来菜糊糊他坐起来吃饭的时候，手竟然无力端起饭盆！
他害怕了！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新添墩已经有几十人躺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难道自己也到了那种地步，要步他们的后尘而去吗？
他求新添墩的医生开了个条子，搭乘去场部拉面粉的马车去了场部医院。夹边沟农场的医院是很简陋的，医生们就有个听诊器。医务人员除了一位姓陈的院长是农场干部，部队转业下来的一个卫生员，大夫护士都是右派。一位从天祝医院来的邓大夫，原先是兰州市红山根砖瓦场——劳改队——的医生，不知什么原因，前几年不愿在砖瓦场干了，调到天祝县医院当医生，反右时成了右派，送来夹边沟劳动教养。邓大夫听了他的病情，叫他躺到诊床上，拿着听诊器听了听，又扣诊了一下腹部，捏了捏大腿和小腿，说，穿上衣裳吧，你得的是肝硬化。这个诊断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他说邓大夫，你说的是真话吗？邓大夫说，你这是什么话，我骗你做啥？你看你肚子胀成啥样子了，严重腹水！他说，不对吧邓大夫，我这是浮肿。邓大夫说，胡说，浮肿和腹水是两码事。我的水平不高，浮肿和腹水还是能分得清的。他说，别人也是这样的呀，先腿肿，后蔓延到腹部……邓大夫说，谁说的别人也是这样的？浮肿到腹部人还能活吗……咳，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叫你穿衣裳你就穿衣裳，哪来那么多废话。看他穿上衣裳，邓大夫说，你这个病呀，可是时间不短了，少说也半年了。肝硬化是有个过程的，先是急性病，肝炎，不治疗，才转成肝硬化……
你怎么就不早点来看一看呀！他颤抖着嗓门说，我哪里知道是得了肝炎呀，半年前——不，一年前我就觉得浑身无力，我还当成是累的……邓大夫问，你就没觉得恶心吗？不想吃饭……他回答，不想吃饭？我还恨不得美美地吃两顿红烧肉。
查出肝硬化之后他就住院了，三个月后，腹水消失，出了医院。从此以后，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在蔬菜组混日子，恶化了就休息或者住院……
汽车到了酒泉火车站，王永兴明白这天早晨为什么小米汤不定量……拉他们去高台县的几节无篷货车停在支线上，他们上车之后，等待步行的大队人马，大队人马到齐已经是黑夜了。早晨喝米汤的时候，伙房给每个人发了两个窝头当晚饭，可是很多人不到中午就吃掉了。火车站有一家餐馆，许多人央求分队长去找管教干部，能不能去那家餐馆吃顿饭，但分队长回来说，赵来苟说了：老老实实在车上坐着。
后来他们才听说，不叫去饭馆吃饭是怕他们逃跑。
那天还真是跑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崔毅的，就是从酒泉火车站跑到嘉峪关跑掉了，后来人们传说他跑到了越南。
火车是深夜两点钟驶出酒泉火车站的。从酒泉市到高台县也就是一百几十公里，火车却走了十几个小时，因为是货车，时停时走，有时一停就几个小时。劳教分子蜷缩在车厢里。
火车经过高台县碱泉子火车站，还出了一件事：不知什么人喊了一声，到了到了，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火车站，明水农场就在这里下车。许多右派站起来推行李。噼里啪啦扔下许多行李，赵来苟才喊起来：停下，停下！谁叫你们卸行李的！我们要到清水河站下车，这里是碱泉子！有几个右派跳下车装行李，但这时火车又启动了，他们慌忙扒住车叫人拉了上来。那些推下行李的右派惊慌地喊叫，我的被褥没拿上来……
黄昏时分，火车停在一片戈壁滩上。有几辆马车停在铁路边上。马车拉着行李，人们步行，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一片荒草滩上。宽阔的草滩上有两条南北走向的山水沟，先期到达的人们在沟里盖了些地窝子，挖了许多窑洞。管教干部领着分队长分配住处，马车拉了一些人又去碱泉子找行李。
新添墩的劳教分子住在西边的山水沟里。挖下的窑洞还不够多，有些人这天夜里露宿在荒滩上，翌日晨喝过了菜糊糊，自己挖窑洞。
病号们被安排在山水沟的一间地窝子里。这是一间半明半暗的建筑，依着山水沟的崖坎往下挖了一米，挖出来的土再堆高一米，上边横了一根圆木搭上椽子缮上碱蓬和笈笈草。因为椽子少，碱蓬和笈笈草上没压上多少土。靠着崖坎的一面留了几十厘米高的土台子，长度和地窝子的长度相仿。这是"炕"。晚上睡觉透过茅草的空隙可以看见闪烁的星星，还可以听见风把沙土刮到茅草上的唰唰声。天亮后起床，被子上落满了尘土。
喂，今天是十月一日吧？
起床后王永兴正在叠被子，已经穿好了衣裳的石玉瑚对他说。
啊，还就是的，今天是国庆节。
叠好被子，王永兴坐在"炕"沿上看着石玉瑚说。石玉瑚又说：
嗯，对，我记着今天就是国庆节嘛。我说呀老王，你能不能给咱们打壶水去？
打水做啥？
嗳嗳，刮个脸嘛。国庆节了，咱们也收拾一下门面嘛。
收拾门面？怎么，还想收拾得干干散散浪一转去吗？游山玩水去吗？
王永兴说完，心里就有点后悔。因为地窝子里发出了几个人的笑声，这笑声是善意的或者并无恶意的，但却可能促使石玉瑚产生想法，以为他是在讥笑他。石玉瑚已经失去行走能力一个多月了。石玉瑚也是永登县人，他的老乡，是连城镇中学的教师。他来夹边沟之前两个月，石玉瑚已经在夹边沟的基建大队接受劳动教养了。开过荒，挖过排碱渠，还在高台县板桥乡的石英矿挖了半年石头。身体累垮之后才被分配到新添墩的农业队种地。
石玉瑚的确是垮了。他的双腿已经支撑不住干瘦如柴的身体了，不管是去食堂打饭还是上厕所，他都在膝盖上绑着两只布鞋，跪着行走。他走路的样子像是一个长得特别矮的侏儒走路，扭打扭打的。
还在永登县的时候，他就认识石玉瑚：县教育局每到寒暑假都要把中小学教师们集中起来搞政治学习。石玉瑚很少发言，但言必有出。他很钦佩他。
他的玩笑话并没使石玉瑚介意，石玉瑚又说，嗳嗳，门面还是要收拾一下嘛，到了新地方，要有个新气象嘛。你看你的样子，不到四十岁的人，胡子就长了一寸长，就像是五六十岁的样子，哪里像个为人师表的样子，简直像个贼配军。
像个贼配军？本来就是贼配军！林冲发配沧州，还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咱们吃的啥喝的啥！
话是这么说，但他还是提个不知道谁的热水瓶走出去了。不能再说了，再说就要出格了！因言获罪，教训还不深吗？
王永兴是1957年的暑假期间，永登县的中小学教师集中在永登县一中参加整风，被定为右派的。当时，大城市已经开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了，他知道不能信口开河了。但是经不住领导的再三开导和动员，他写了一张《今日陈世美》的大字报，批评永登县一中的校长李某人进城后抛弃前妻与一位女学生新婚燕尔……他以为，批评某个人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不伤大雅，又可应付了事，岂知过了一天，积极分子们就贴出几十张大字报，说他攻击党的基层领导就是攻击党……定为极右分子。
王永兴走出地窝子的过道，走到地面上来。他在门口踌躇了一下：这地方还不熟悉，不知井在哪儿，该去哪儿打水。最后他还是决定到伙房去，有开水就打开水，没开水就提点凉水回去。于是，他慢慢走到沟口，来到昨天打晚饭的一间地窝子里，问一位正在切菜叶子的炊事员，哪儿有开水？那炊事员问他打开水干什么？他说喝。炊事员说，喝？你还要喝开水？他心里很不高兴，但嘴很婉转地说，没开水凉水总有吧，打点凉水行吧？炊事员说，凉水也没有！想喝到板坦井打去！他的确不想和炊事员吵架，因为要是遇到这个炊事员打饭的话，勺子一抖搂他就要吃亏。他忍气吞声地回地窝子去了。
这天的早饭是豌豆面菜糊糊。王永兴有个习惯，吃过了饭总要躺两个小时。他的理由是粮食太金贵了，吃到胃里后必须静卧使粮食在胃里充分地消化，肠胃充分地吸收营养。可是这天他刚躺下片刻，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嗓音叫他：王永兴，王永兴在里头吗？他忙不迭地迎出去，嘴里喊着：赵庭基？是赵庭基吗？
他和赵庭基在门口的过道相遇，握着手说，哎呀你怎么来了？赵庭基说，我昨天就听说新添墩的人要全过来，今天就看你来了。哎呀，你怎么成这样子啦？王永兴说，怎么了，我怎么了？赵庭基说，你看瘦成啥了，脸成个长条条了，胡子一大把……我都认不出来了！王永兴说，那你以为你好看吗？你的胡子短吗？你都成骨头架子了！
赵庭基是永登一中的教导主任，他们是同一批宣布的右派。他们两个人岁数相仿，小时候两人就认识，他们的父亲也都是好朋友。只不过赵庭基的家境好，父亲送他去读台湾大学，而王永兴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家境不行，上完了中学就跟着父亲去教书；解放后王永兴当乡村小学的教员，赵庭基是中学教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每次集中学习或者王永兴进城办事，两人都见面晤谈。赵庭基有学识，口才又好，是县上有名气的教师。
两个人在"炕"上坐下，王永兴见赵庭基脸色不好，垂头丧气的样子，问，你怎么了，土头土脸的？
赵庭基立即沮丧地说，唉，倒霉透了，我叫人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