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说,好,没跟人说好。这种事呀,知道的人多了不好,这我不说你也明白。可是这事呀……我跟你还是要说实话。你知道不知道,上级叫我们派人到夹边沟去,我为什么派你去?就是因为你可靠,办事我放心,你也机灵。我害怕别的医生去了。遇到这事处理不好。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打听我的人就是吴秀英的父亲——我的岳父呀。
是吗?我装出惊讶的样子。
是,就是。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了,说他父亲在夹边沟。这事你可不能对外人说呀。
我说,队长,你放心,这我明白。我不会对人说的。
他又长长地出了口气,说,他没说他那里缺什么?没说要什么?
没要啥。我没说认识你,他能要吗?
你觉得他缺啥?他就是没要也得帮助一下他呀。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叫我们帮助一下老汉。我害怕粘上说不清,没管。现在得管一下啦,不要叫老汉饿死。
我心里一阵轻松。我终于可以完成对吴老汉的允诺了。我脱口而出,说,缺盐,缺辣面子。
缺烟,老汉不吸烟的呀。
不是烟,是盐,吃的咸盐。他们一天两顿饭,就是喝些豆面糊糊,害怕吃盐会浮肿,伙房不放盐,难喝得很。给他带些盐,辣椒面,调调味道。
再给带些啥吧?——带上些炒面,你说好不好?
好,带些炒面,多带些。有饼干了拿上几斤,最好。
饼干有,饼干有。要不要再给拿些肉?
拿上些肉,最好炒成臊子,他每顿能调上些。老汉瘦得不成样子了。
再拿些葡萄糖粉。再给拿几件衣裳。
衣裳不要拿。那里死的人多,死人的衣裳没人穿,衣裳不缺,就缺吃的。对了,有毛袜子拿上一双。我看老汉没袜子穿。用包脚布当袜子。
最后季队长说,现在你回家去。明早走的时候到我家来一趟。
从卫生队出来,我就回家了。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刚入伍的时候,部队不提倡当兵的结婚,到1959年,我们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了,挣工资了——一月四十多元,像外国的职业兵一样。有些人就结婚了。我找了个酒泉姑娘结婚,租间民房住着。
第二天早晨,我背上领好的药品到了季队长家。吃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盐,辣椒面儿,十几斤炒面和三四斤饼干,还有一茶缸炒好的猪肉臊子。捆好,我背好之后,季队长说,小尚呀,你就辛苦一下吧,本想给你找个车,又怕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说,用不着找车,四五个钟头就走到了。但临走,我又问了一句:吴老师哩?
季队长把准备好的东西装起来捆好,我一直也没看见吴秀英。吴秀英在酒泉中学当老师。那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季队长说,她上班去了。
但我判断吴秀英就在家里:第一,我去她家的时候才七点半钟呀,天还不大亮;第二,我叫季队长给他岳父带点钱,他走进里屋去,我听见了吴秀英细碎的说话声。她是不愿意出面和我接触,不留嫌疑。
我是中午一点钟到达夹边沟农场的。我没去连队,径直去了农场医务所。进了医务所,我倒碗水喝,吃点从家里带着的干粮。我想略微休息一下就去看望队长的岳父,可是我一个饼还没吃完,有个护士就跑进来了,说有个病人不行了。几个医生急忙去抢救病人,我也匆忙吞下一口饼,拿着背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赶去了。
那护士说不行了的就是季队长的岳父。老汉已经没气了,我们把强心剂和葡萄糖都用上了,抢救半天,还是没活过来。
我又气又急,在病房里就厉声训起那几个医生:我走的时候跟你们说了,这个病号要看好,你们没给我看住!
三个医生和一个护士笔直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句话不说,连大气都不敢出。
训了几句也就罢了。人死了,训他们有什么用!但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对不起吴老汉呀……我叫护士拉个架子车来,我们几个人把老汉拉到沙包后边,挖了个深些的坑把他掩埋了。
回到医务室,姓杨的医生看我气顺些了,才对我说,我去酒泉的一天,老汉就晕厥了两次,都救活了。这是第三次晕厥。
我把炒面饼干和大肉臊子给他们几个人吃了。辣椒面和咸盐给了磨坊的那个通渭的姑娘。那姑娘是我的老乡呀。
过了两天,我去了一趟酒泉,向季队长汇报了他岳父的情况。那两天我一直在想怎么向他交待这事,是我没照顾好他的岳父呀!讲完之后,我等待着他的发作,我想我该倒霉了。不要说提干,恐怕过不了几天,我就得打点行李回老家了。谁知他却很平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这就好了。
又过了十几天,省委的救命工作队来到夹边沟,说是西北局兰州会议开过了,会议决定送右派们回家。这时夹边沟的右派差不多死光了,只剩下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那个通渭姑娘和医学院讲师是第一批离开夹边沟的,汽车开动时,那姑娘看见了我,向我招手,喊,再见了尚大夫。我也向她招了一下手。第二天我就背着背包回城郊农场的营部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至于那些起不了床坐不成汽车的人,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那不是我的事了,因为地区医院的医生组成的一个医疗队跟着省委工作组到了夹边沟。
尚大夫结束了他的夹边沟故事,开始吸烟。我静了好一会儿,问尚大夫:你什么时候提干的?
他回答,第二年春天。
你怎么到的农建十一师?
1965年,我们季队长调军分区后勤部当副部长,新上任的卫生队长叫我转业。正好那年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要医生。
农建十一师组建于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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