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那个包围圈相当结实，众位头领人多势众，从九月被围时起，就开始突围，突了两个月，也没突出去。

　　到十一月，连他们自己都认定，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当时已是冬季，天气非常地冷，几万人被围在里面，没吃没喝，没进没退，打也打不过，跑也跑不掉。

　　然而不要紧，还有压箱底的绝技，只要使出此招，强敌即可灰飞烟灭——投降。

　　当然了，投降是暂时的，先投降，放下武器，等出了圈，拿起武器，咱再接着干。

　　但你要知道，投降也是有难度的。

　　为顺利投降，他们凑了很多钱，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朴，向他行贿。

　　没有办法，因为你要投降，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投降。为了共同的目标，适当搞搞关系，也是应该的。

　　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总兵应该是很富的，事实上，这句话倒过来说，也还恰当。比如后来的张献忠，在谷城投降后，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上到大学士、下到知县，都收过他的钱。

　　人不认人，钱认人，这个道理，很通用。

　　问题在于，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朴呢？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诸位头领的脑袋，是很好使的。

　　只能行贿王朴，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王朴同志，是京城来的。

　　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他是最单纯的，最没见过世面。

　　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见惯大场面，但西北的场面，实在是没有见过，而在这群头领面前，他也实在比较单纯。

　　他知道，打仗有两种结果，投降就投降，不投降就打死，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假投降。

　　他也不知道，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都有投降的经历，且人均好几次，某些层次高点的，如张献忠，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

　　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也有点不单纯，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他还算比较地道，收钱就办事。

　　崇祯六年（1634）十一月十八日，首领们派了代表，去找王朴（钱已经送过了），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当然，主要是你们），立地成佛。

　　王朴非常高兴，他的打算是完美的，受降，自己发点财，还能立功受奖，善莫大焉。

　　他随即下令，接受投降，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交出武器。

　　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

　　但既然投降了，就是内部矛盾了，没必要兴师动众，可以原地休息，要相信同志。

　　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那也不对，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必须全部缴械投降。

　　不用十天，四天就够了。

　　二十四日，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冲出了包围圈。

　　大祸就此酿成。

　　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河南基本是没什么兵，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很是逍遥了几天。

　　也就几天。

　　十二月三日，左良玉就追来了。

　　包围圈被破后，崇祯极为恼火，据说连桌子都踹了，当即下令处罚王朴，并严令各部追击。

　　左良玉跑得最快。

　　之所以最快，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只是按照行政划分，河南是他的防区，如果闹起来，他是要背黑锅的。

　　摆在面前的局势，是非常麻烦的，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遍地开花，压根没法收拾。

　　左良玉收拾了，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只用了二十天。

　　实践证明，左总兵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他率领几千士兵，连续出击，在信阳、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肃清了所有民军，从头至尾，二十天。

　　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除了黑锅的压力，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他所肃清的，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那些头领的主力，已经跑了。

　　跑到湖广了，具体地点，是湖广的郧阳（今湖北郧阳）。

　　我认为，他们跑到这个地方，是经过慎重考虑的。

　　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陕西是不能去的，洪承畴在那里蹲着，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去了也没前途。

　　山西也不能去，虽说曹文诏调走了，但几年来，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到了山西地界，就开始发怵，不到万不得已，也不要去。

　　那就去湖广吧。

　　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且去的时候，随身带着几万人。郧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因为郧阳属于山区，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也没什么兵，这回大发了，一来，就来几万人，且都是闹事的。各州各县接连失陷，完全没办法，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说敌人太多，我反正是没办法了，伸长脖子，等着您给一刀。

　　这段日子，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是比较滋润的，没有洪承畴，没有曹文诏，没有左良玉，在他们看来，郧阳是山区，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自然放心大胆。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

　　事实上，这里是有猛人的，第四个猛人。

　　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他要不闹，估计这人还出不来。

　　但值得庆幸的是，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

　　具体跑到哪里，就不知道了，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看准了就打一把，其余头领也差不离，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连四川也未能幸免。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能用狠招了。

　　崇祯七年，崇祯正式下令，设置一个新职务。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就此登场。

　　在此之前，明代最大的地方官，就是袁崇焕，他当蓟辽督师时，能管五个地区。

　　光荣的记录被打破了，因为这个新职位，能管五个省。

　　这个职务，在历史中的称谓，叫做五省总督。包括山西、陕西、河南、湖广、四川，权力极大，也没什么管辖范围，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都归他管。

　　职位有了，还要有人来当，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能当这个职务的，只有两个选择：A：洪承畴，B：曹文诏。

　　答案是C，两者皆不是。

　　任职者，叫做陈奇瑜。

　　陈奇瑜，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都察院御史、给事中，后外放陕西任职。

　　在陕西，他的职务是右参政，而左参政，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

　　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

　　就资历而言，他跟洪承畴差不多，而且进步也慢点，崇祯四年的时候，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他直到一年后，才干到延绥巡抚，给洪承畴打工。

　　就战绩而言，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

　　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他，但无论如何，偏就是他了。

　　所以对于这个任命，许多人都有异议，认定陈奇瑜有背景，走了后门。

　　但事实上，陈奇瑜并非等闲之辈。

　　崇祯五年的时候，由于民军进入山西，主力部队都去了山西，陕西基本是没人管，兵力极少。

　　兵力虽少，民变却不少，据统计，陕西的民军，至少有三万多人。

　　这三万多人，大都在陈奇瑜的防区，而他的手下，只有两千多人。

　　一年后，这三万多人都没了——全打光了。

　　因为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作为大刀都扛不起来的文官，陈奇瑜同志有一种独特的本领——统筹。

　　他是一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善于谋划、组织，而当时的民军，只能到处流窜，基本无组织，有组织打无组织，一打一个准。

　　凭借着突出的工作成绩，陈奇瑜获得了崇祯的赏识，从给洪总督打工，变成洪总督给他打工。

　　对于领导的提拔，陈奇瑜是很感动的，也很卖力，准备收拾烂摊子。

　　这是一个涉及五个省，几十万人的烂摊子，基本上，已经算是烂到底了，没法收拾。

　　陈奇瑜到任后，第一个命令，是开会。

　　各省的总督、总兵，反正是头衔上带个总字的，都叫来了。

　　然后就是分配任务，你去哪里，打谁，他去哪里，打谁，打好了，如何如何，打不好，如何如何，一五一十都讲明白，完事了，散会。

　　散会后，就开打。

　　崇祯七年（1634）二月，陈奇瑜上任，干了四个月，打了二十三仗。

　　全部获胜。

　　陈奇瑜以无与伦比组织和策划能力告诉我们，所谓胜利，是可以算出来的。

　　〖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孙子兵法〗

　　陈总督最让人惊讶的地方，倒不是他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打这些胜仗的目的。

　　打多少仗，杀多少人，都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的目的是，再打一仗，把所有人都杀光。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他必须把所有的首领和民军，都赶到一个地方，并在那里，把他们全都送进地府。

　　他选中的这个地方，叫做车厢峡。

　　车厢峡位于陕西南部，长几十里，据说原先曾被当作栈道，地势极为险要。

　　所谓险要，不是易守难攻，而是易攻难守。

　　此地被群山环绕，通道极其狭窄，据说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扔石头，一扔一个准。

　　更要命的是，车厢峡的构造比较简单，只有一个进口，一个出口，没有其他小路，从出口走到进口，要好几天。这就意味着，如果你进了里面，要么回头，要么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中场休息。

　　几万民军，就进了这条路。

　　这几万民军，是民军的主力，据说里面还有李自成和张献忠。

　　为什么走这条路，没有解释，反正进去之后，苦头就大了去了。

　　陈奇瑜的部队堵住了后路，还站在两边的悬崖上，往下射箭、扔石头，没事还放把火玩，玩了十几天，彻底玩残了。

　　想跑是跑不掉的，想打也打不着，众头领毫无办法，全军覆没就在眼前，实在熬不住了。

　　使用杀手锏的时候到了。

　　我说过，他们的杀手锏，就是投降，准确地说，是诈降。

　　〖没条件，谁投降啊？

　　——春节晚会某小品〗

　　很有道理，很现实，但在这里，应该加上两个字：

　　没条件，谁让你投降啊？

　　所以在投降之前，必须先送钱，就如同上次送给王朴那样。

　　于是头领们凑了点钱，送给了陈奇瑜。

　　然而陈奇瑜没有收。

　　崇祯没看错人，陈奇瑜同志确实是靠得住的，他没有收钱。

　　麻烦了，不收钱，我们怎么安心投降，不，是诈降呢？

　　但事实证明，头领们的智商是很高的，他们随即使出了从古至今，百试不爽的绝招——买通左右。

　　陈奇瑜觉悟很高，可是扛不住手下人的觉悟不高，收了钱后，就开始猛劝，说敌人愿意投降，就让他们投降，何乐不为？

　　陈奇瑜没有同意。

　　陈奇瑜并不是王朴，事实上，他对这帮头领，那是相当了解，原先当延绥巡抚时，都是老朋友，知道他们狡猾狡猾地，所以没怎么信。

　　我之前曾经说过，陈奇瑜是一个近似猛人的猛人。

　　所谓近似猛人的猛人，就是非猛人。

　　他跟真正的猛人相比，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拿破仑输掉滑铁卢战役后，有人曾说，他之所以输，是因为缺少一个人——贝尔蒂埃。

　　贝尔蒂埃是拿破仑的参谋长，原先是测绘员，此人极善策划，参谋能力极强，但凡打仗，只要他在，基本都打赢了，当时，他不在滑铁卢。

　　但最后，有人补充了一句：

　　如果只有他（贝尔蒂埃）在，但凡打仗，基本都是要输的。

　　陈奇瑜的弱点，就是参谋。

　　和贝尔蒂埃一样，陈总督是个典型的参谋型军官，他很会参谋，很能参谋，然而参来参去，把自己弄残了。

　　军队之中，可以没有参谋，不能没有司令，因为在战场上，最关键的素质，不是参谋，而是决断。

　　陈奇瑜同志只会参谋，不会决断。

　　面对手下的劝说和胜利的诱惑，他妥协了。

　　陈奇瑜接受了投降，在他的安排下，近五万民军走出了车厢峡。

　　其实陈奇瑜也很为难，既要他们投降，又不能让他们诈降，要找人看着，但如果人太多，会引起对方疑虑。为了两全其美，他动脑筋，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方法：每一百降军，找一个人看着，监督行动。

　　注意，是一个人，看守一百个人。

　　想出这个法子，只能说他的脑袋坏掉了。

　　跟上次不同，这次张献忠毫不拖拖拉拉，很有工作效率，走出车厢峡，到了开阔地，连安抚金都没拿，反了。

　　我很同情那些看守一百个人的人。

　　事情到这里，就算是彻底扯淡了，崇祯极为愤怒，朝廷极为震惊，陈奇瑜极为内疚，最终罢官了事。

　　了事？那是没可能的。

　　各路头领纷纷焕发生机，四处出战，河南、陕西、宁夏、甘肃、山西，烽烟四起。

　　估计是历经考验，外加焕发第二次生命的激动，民军的战斗力越来越强，原本是被追着跑，现在个把能打的，都敢追着官兵跑。比如陕西著名悍将贺人龙，原本是去打李自成，结果被李自成打得落花流水，还围了起来，足足四十多天，断其粮食劝他投降，搞得贺总兵差点去啃树皮，差点没撑过来。

　　到崇祯八年（1635），中原和西北，基本是全乱了，这么下去，不用等清兵入关，大明可以直接关门。

　　好在崇祯同志脑子转得快，随即派出了王牌——洪承畴。

　　在当时，能干这活的，也就洪承畴了，这个人是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手狠且心黑，对于当前时局，他的指导思想只有一字——杀。

　　杀光了，就没事了。

　　就任五省总督之后，他开始组织围剿，卓有成效，短短几个月，民军主力又被他赶到了河南，各地民变纷纷平息。

　　接下来的程序，应该是类似的，民军被逼到某个地方，被包围，然后被逼无奈，被迫诈降。

　　所谓事不过三，玩了朝廷两把，就够意思了，再玩第三把，是不可能的。

　　洪承畴已经磨好刀，等待投降的诸位头领，这一次，他不会让历史重演。

　　是的，历史是不会重演的。

　　这次被逼进河南的民军，算是空前规模，光是大大小小的首领，就有上百人，张献忠、李自成、高迎祥、罗汝才、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都在其中。民军的总人数，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三十万。

　　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崇祯也下了血本，他调集了近十万大军，包括左良玉的昌平兵，曹文诏的关宁铁骑、洪承畴的洪兵，总而言之，全国的特种部队，基本全部到齐。

　　但凡某个朝代，到了最后时刻，战斗力都相当之差，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几十年前，几万人就能把十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几十年后，虽说差点，但还算凑合。

　　和以往一样，面对官军的追击，民军节节败退，到崇祯八年（1635），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即将陷入重围，历史即将重演。

　　但终究没有重演。

　　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他们开了个会。

　　开会的地点，在河南荥阳，故史称“荥阳大会”。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

　　参与会议者，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或者你从未听说过，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用史书上的说法，是“十三家”和“七十二营”。

　　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但具体有多少人，实在不好讲。某些家，如高迎祥，有六七万人，某些营，兴许是皮包公司，只有几个人，都很难讲，但加起来，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

　　当然，开会的人也多，十三加上七十二，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也有近百人。

　　简而言之，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人多的大会。

　　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会议是这样开始的，曹汝才先说话，讲述当前形势。

　　形势就别讲了，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敌人都快打上来了，还讲个屁？

　　有人随即插话，提出意见，一个字——逃。

　　此人认为，敌人来势很猛，最好是快跑，早跑，跑到山区，保命。

　　在场的人，大都赞成这个意见。

　　然后，一人大喝而起：“怯懦诸辈！”

　　说话的人，是张献忠。

　　张献忠，陕西延安府人，万历三十四年出生。

　　历史上，张献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夸他的人实在不多，骂他的人实在不少。

　　反映在他的个人简历上，非常明显。

　　但凡这种大人物，建功立业之后，总会有人来整理其少年时期的材料，而张献忠先生比较特殊，他少年时期的材料，似乎太多了点。

　　就成分而言，有人说，他家世代务农；有人说，他家是从商的；也有人说，他是世家后代；还有人说，他是读书出身；最后有人说，他给政府打工，当过捕快。

　　鉴于说法很多，传说很多，我就不多说了，简单讲下，这几种说法的最后结果：

　　务农说：务农不成，歉收，去从军了。

　　从商说：从商不成，亏本，去从军了。

　　世家说：世家破落，没钱，去从军了。

　　读书说：读书没谱，落第，去当兵了。

　　打工说：没有前途，气愤，去当兵了。

　　史料太多，说法太多，但所有的史料都说，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

　　无论是务农、读书、从商、世家、打工，就算假设全都干过，可以确定的是，都没干好。

　　为什么没干好，没人知道，估计是运气差了点，最后只能去从军。

　　从军在当时，并非什么优秀职业，武将都没地位，何况苦大兵。

　　当兵，无非是拿饷。可是当年当兵，基本没有饷拿，经常拖欠工资，拖上好几个月，日子过得比较艰苦。

　　但奇怪的是，张献忠不太艰苦。据史料记载，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有吃有喝，相当滋润，家里还很有点积蓄。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而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

　　而更奇怪的是，他还经常被人讹，特别是邻居，经常到他家借钱，借了还不还，他很气愤，去找人要，人家不给，他没辙。

　　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还被人讹，只能说明，这些计划外收入，都是合法外收入。

　　据说，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还顺便干点零活，打点散工，具体包括强盗、打劫等等。

　　这种兼职行为，应该是比较危险的，常在河边走，毕竟要湿鞋。张献忠同志终于被揭发了，他被关进监狱，经过审判，可能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判了个死刑。

　　关键时刻，一位总兵偶尔遇见了他，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求了个情，把他给放了。

　　应该说这位总兵的感觉，还是比较准的，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造反的人才。

　　据说平时在军队里，张献忠先生打仗、兼职之余，经常还发些议论，说几句名人名言，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等等。

　　而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是在崇祯三年（1630），那时，王嘉胤造反，路过他家乡，张献忠就带了一帮人，加入了队伍。

　　张献忠起义的过程，是比较平和的，没人逼他去修长城，他似乎也没掉队，至于爹妈死光，毫无生路等情况，跟他都没关系，而且在此之前，他还是吃皇粮的，实在没法诉苦。

　　所以这个人造反的动机，是比较值得怀疑的。

　　参加起义军后，张献忠的表现还凑合，跟着王嘉胤到处跑，打仗比较勇猛，打了一年，投降了。

　　因为杨鹤来了，大把大把给钱，投降是个潮流，张献忠紧跟时代潮流，也投了降。

　　当然，后来他花完钱后，顺应潮流，又反了。

　　此后的事情，只要是大事，他基本有份。三十六营开会、打进山西、打进河南、被人包围、向王朴诈降、又被人包围、向陈奇瑜诈降，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他都干过。

　　但在这帮头领里，他依然是个小人物，总跟着别人混，直至这次会议。

　　他驳斥了许多人想逃走的想法，是很有种的，但除了有种外，就啥都没有了。因为敌人就在眼前，你要说不逃，也得想个辙。然而张献忠没辙。

　　于是，另一个人说话了，一个有辙的人：

　　“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

　　李自成如是说。

　　李自成，陕西米脂人，万历三十四年生人。

　　比较凑巧的是，李自成跟张献忠，是同一年生的。

　　而且这两人的身世，都比较搞不清楚，但李自成相对而言，比较简单。

　　根据史料的说法，他家世代都是养马的。在明代，养马是个固定职业，还能赚点钱，起码混口饭吃，生活水准，大致是个小康。

　　所以李自成是读过书的，他从小就进了私塾，但据说成绩不好，很不受老师重视，觉得这孩子没啥出息。

　　直到有一天。

　　这天，老师请大家吃饭，吃螃蟹。

　　当然，老师的饭没那么容易吃，吃螃蟹前，让大家先根据螃蟹写首诗，才能开吃。

　　李自成想了想，写了出来。

　　老师看过大家的诗，看一首，评一首，看到他写的诗，没有说话。

　　因为在这首诗里，有这样一句话：一身甲胄任横行。

　　这位老师是何许人也，实在没处找，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因为在短暂犹豫之后，他说出了一个准确的预言：

　　你将来必成大器，但始终是乱臣贼子，不得善终！

　　但李自成同学的大器之路，似乎并不顺利，吃过饭不久，他就退学了，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

　　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李自成决定，先去打基础，但问题是，他家并不是农民，也没地，种地估计是瞎扯，所以他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给人打工。

　　这段时间，应该是李自成比较郁闷的时期。因为他年纪小，父亲又死了，经常被人欺负，有些地主让他干了活，还不给钱，万般无奈之下，他托了个关系，去驿站上班了。

　　李自成的职务是驿卒，我说过，驿站大致相当于招待所，驿卒就是招待所服务员，但李自成日常服务的，并不是人，而是马。

　　由于世代养马，所以李自成对马，是比较有心得的，他后来习惯于用骑兵作战，乃至于能在山海关跟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打出个平手，估计都是拜此所赐。

　　李自成在驿站干得很好，相比张献忠，他是个比较本分的人，只想混碗饭吃。

　　崇祯二年，饭碗没了。

　　我说过很多次，是刘懋同志建议，全给裁掉了。

　　刘懋认为，驿站纰漏太多，浪费朝廷资源，李自成认为，去你娘的。

　　你横竖有饭吃，没事干了，来砸我的饭碗。

　　但李自成还没有揭竿而起的勇气，他回了家，希望打短工过日子。

　　我也说过很多次，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六年，西北灾荒。

　　都被他赶上了，灾荒时期，收成不好，没人种地，自然没有短工的活路。此时，李自成听说，有一个人正在附近招人，去了的人都有饭吃。

　　他带着几个人去了，果然有饭吃。

　　这位招聘的人，叫做王左桂。

　　王左桂是干什么的，之前也说过了，作为与王嘉胤齐名的义军领袖，他比较有实力。

　　当时王左桂的手下，有几千人，分为八队，他觉得李自成是个有料的人，就让他当了八队的队长。

　　这是李自成担任的第一个职务，也是最小的职务，而他的外号，也由此而生——八队闯将。

　　一年后，王左桂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要攻打韩城。

　　他之所以要打这里，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因为韩城的防守兵力很少，而且当时的总督杨鹤，没有多少兵力可以增援，攻打这里，可谓万无一失。

　　判断是正确的，正如之前所说的，杨鹤确实没有兵，但他有一个手下，叫洪承畴。

　　这次战役的结果是，洪承畴一举成名，王左桂一举完蛋，后来投降了，再后来，被杀降。

　　王左桂死掉了，他的许多部属都投降了，但李自成没有，他带着自己的人，又去投奔了不沾泥。

　　不沾泥是个外号，他的真名，叫做张存孟（也有说叫张存猛）。但孟也好，猛也罢，这人实在是个比较无足轻重的角色，到了一年后，他也投降了。

　　然而李自成没有投降，他又去投了另一个人。这一次，他的眼光很准，因为他的新上司，就是闯王高迎祥。

　　这是极其有趣的一件事，王左桂投降了，李自成不投降，不沾泥投降了，他也没投降。

　　虽说李自成也曾经投降过，比如被王朴包围，被陈奇瑜包围等等，但大体而言，他是没怎么投降的。

　　这说明，李自成不是痞子，他是有骨气的。

　　相比而言，张献忠的表现实在不好。

　　他投降的次数实在太多，投降的时机实在太巧，每次都是打不过，或是眼看打不过了，就投降，等缓过一口气，立马就翻脸不认人，接着干，很有点兵油子的感觉。

　　史料记载，张献忠的长相，是比较魁梧的，他身材高大，面色发黄（所以有个外号叫黄虎），看上去非常威风。

　　而李自成就差得多了，他的身材不高，长得也比较抱歉，据说不太起眼（后来老婆跑路了估计与此有关），但他很讲义气，很讲原则，且从不贪小便宜。

　　历史告诉我们，痞子就算混一辈子，也还是痞子，滑头，最后只能滑自己。长得帅，不能当饭吃。

　　成大器者的唯一要诀，是能吃亏。

　　吃亏就是占便宜，原先我不信，后来我信，相当靠谱。

　　李自成很能吃亏，所以开会的时候，别人不说，他说。

　　第八队队长，不起眼的下属，四处寻找出路的孤独者，这是他传奇的开始。

　　他说，一个人敢拼命，也能活命，何况我们有十几万人，不要怕！

　　大家都很激动，他们认识到，李自成是对的，到这个份上，只能拼了。

　　但问题在于，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在河南呆下去，死路，去陕西，还是死路，去山西，依然是死路，哪里还有路？

　　有的，还有一条。

　　李自成以他卓越的战略眼光，和无畏的勇气，指出那条唯一道路。

　　他说，我们去攻打大明的都城，那里很容易打。

　　他不是在开玩笑。

　　当然，这个所谓的都城，并不是北京，事实上，明代的都城有三个。

　　北京，是北都，南京，是南都，还有一个中都，是凤阳。

　　打北京，估计路上就被人干挺了，打南京，也是白扯，但打凤阳，是有把握的。

　　凤阳，位于南直隶（今属安徽），这个地方之所以被当作都城，只是因为它是朱元璋的老家。事实上，这里唯一与皇室有关的东西，就是监狱（宗室监狱，专关皇亲国戚），除此以外，实在没啥可说，不是穷，也不是非常穷，而是非常非常穷。

　　但凤阳虽然穷，还特喜欢摆谱，毕竟老朱家的坟就在这，逢年过节，还喜欢搞个花灯游行，反正是自己关起门来乐，警卫都没多少。

　　这样的地方，真是不打白不打。

　　而且进攻这里，可以吸引朝廷注意，扩大起义军的影响。

　　话是这么说，但是毕竟洪承畴已经围上来了，有人去打凤阳，就得有人去挡洪承畴，这么多头领，谁都不想吃亏。

　　所以会议时间很长，讨论来讨论去，大家都想去打凤阳，最后，他们终于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领悟了政治的真谛，想出了一个只有绝顶政治家，才能想出的绝招——抓阄。

　　抓到谁就是谁，谁也别争，谁也别抢，自己服气，大家服气。

　　抓出来的结果，是兵分三路，一路往山西，一路往湖广，一路往凤阳。

　　但这个结果，是有点问题的，因为我查了一下，抓到去凤阳的，恰好是张献忠、高迎祥、李自成。

　　没话说了。

　　但凡是没办法了，才抓阄，但有的时候，抓阄都没办法。

　　真没办法。

　　抓到好阄的一干人等，向凤阳进发了，几天之后，他们将震惊天下。

　　在洪承畴眼里，所谓民军，都是群没脑子的白痴，但一位哲人告诉我们，老把别人当白痴的人，自己才是白痴。

　　检讨

　　很巧，民军抵达凤阳的时候，是元宵节。

　　根据惯例，这一天凤阳城内要放花灯，许多人都涌出来看热闹，防守十分松懈。

　　就这样，数万人在夜色的掩护下，连大门都没开，就大摇大摆地进了凤阳城。

　　慢着，似乎还漏了点什么——大门都没开，怎么能够进去？

　　答：走进去。

　　因为凤阳根本就没有城墙。

　　凤阳所以没有城墙，是因为修了城墙，就会破坏凤阳皇陵的风水。

　　就这样，连墙都没爬，他们顺利地进入了凤阳，进入了老朱的龙兴地。

　　接下来的事情，是比较顺理成章的，据史料记载，带军进入凤阳的，是张献忠。

　　如果是李自成，估计是比较文明的，可是张献忠先生，是很难指望的。

　　之后的事情，大致介绍一下，守卫凤阳的几千人全军覆没，几万多间民房，连同各衙门单位，全部被毁。

　　除了这些之外，许多保护单位也被烧个干净，其中最重要的单位，就是朱元璋同志的祖坟。

　　看好了，不是朱元璋的坟（还在南京），是朱元璋祖宗的坟。

　　虽说朱五一（希望还记得这名字）同志也是穷苦出身，但张献忠明显缺乏同情心，不但烧了他的坟，还把朱元璋同志的故居（皇觉寺）也给烧了。

　　此外，张献忠还很有品牌意识，就在朱元璋的祖坟上，树了个旗帜，大书六个大字：“古元真龙皇帝”。

　　就这样，张献忠在朱元璋的祖坟上逍遥了三天，大吃大喝，然后逍遥而去。

　　事大了。

　　从古至今，在骂人的话里，总有这么一句：掘你家祖坟。

　　但一般来讲，若然不想玩命，真去挖人祖坟的，也没多少。

　　而皇帝的祖坟，更有点讲究，通俗说法叫做龙脉，一旦被人挖断，不但死人受累，活人也受罪，是重点保护对象。

　　在中国以往的朝代里，除前朝被人断子绝孙外，接班的也不怎么挖人祖坟，毕竟太缺德。

　　真被人刨了祖坟的，也不是没有，比如民国的孙殿英，当然他是个人行为，图个发财，而且当时清朝也亡了，龙脉还有没有，似乎也难说。

　　朝代还在，祖坟就被人刨了的，只有明朝。

　　所以崇祯听到消息后，差点晕了过去。

　　以崇祯的脾气，但凡惹了他的，都没有好下场。崇祯二年，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还没怎么着，他就把兵部尚书给砍了，现在祖坟都被人刨了，那还了得。

　　但醒过来之后，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做检讨。

　　请注意，不是让人做检讨，而是自己做检讨。

　　皇帝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如皇帝犯错误，实在没法交代，就得做检讨。这篇检讨，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叫做“罪己诏”。

　　崇祯八年（1635）十月二十八日，崇祯下罪己诏，公开表示，皇陵被烧，是他的责任，民变四起，是他的责任，用人不当，也是他的责任，总而言之，全部都是他的责任。

　　这是一个相当奇异的举动，因为崇祯同志是受害者，张献忠并非他请来的，受害者写检讨，似乎让人难以理解。

　　其实不难理解，几句话就明白了。

　　根据惯例，但凡出了事，总要有人负责，县里出事，知县负责，府里出事，知府负责，省里出事，巡抚负责。

　　现在皇帝的祖坟出了事，谁负责？

　　只有皇帝负责。

　　对崇祯而言，所谓龙脉，未必当真。要知道，当年朱元璋先生的父母死了，都没地方埋，是拿着木板到处走，才找到块地埋的，要说龙脉，只要朱元璋自己的坟没被人给掘了，就没有大问题。

　　但祖宗的祖宗的坟被掘了，毕竟影响太大，必须解决。

　　解决的方法，只能是自己做检讨。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自从皇帝的祖坟被掘了后，上到洪承畴，下到小军官，人心惶惶，唯恐这事拿自己开刀，据说左良玉连遗书都写了，就等着拉去砍了，既然皇帝做了检讨，大家都放心了，可以干活了。

　　当然，皇帝背了大锅，小锅也要有人背，凤阳巡抚和巡按被干掉，此事到此为止。

　　崇祯如此大度，并非他脾气好，但凡是个人，刨了他的祖坟，都能跟你玩命，更何况是皇帝。

　　但没办法，毕竟手下就这些人，要把洪承畴、左良玉都干掉了，谁来干活？

　　对于这一点，洪承畴、左良玉是很清楚的，为保证脑袋明天还在脖子上，他们开始全力追击起义军。

　　说追击，是比较勉强的，因为民军的数量，大致有三十万，而官军，总共才四万人。就算把一个人掰开两个用，也没法搞定。

　　好在，还有一个以一当十的人，曹文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