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吟再三，况钟慧说她的丈夫是历史反革命。

“啥叫历史反革命？”

“就是解放前给国民党做事的人。”

“你的男人在哪达哩？”

“叛了刑劳改，死在劳改队了。”

说完这句话，况钟慧就沉默了，双福也没再问，他们静静地站着。后来，况钟慧用她突然变得沙哑的嗓门说：

“你走吧，我抱草去。以后你愿来就来，不愿来就不来，我不怪你……”

这天晚上况钟慧精神不好。她吃过饭之后就躺在床上，她对女儿们说，她有点累，要早睡。这时门板被人拍得发出啪啪的声音。晶晶去开门，回过头来说：

“妈，双福哥来啦。”

况钟慧慢慢坐起来，她有点不相信女儿的话，但确是双福走进来了，双福畏畏蒽蒽看着她说：

“况阿姨，我来了……”

这天晚上双福在况家待到很晚。况钟慧没有奶糖给他吃，她打开皮箱，拿出一罐咖啡煮了给他喝，茶杯里加了两块方糖。况钟慧问他好喝吗，他说苫兮兮的，香得很。

现在，双福几乎天天到况钟慧家来了。他白天在草滩上放牛，很枯燥，很单调，晚上就想和别人玩一玩。队里没有几户人家，没有他一般大的孩子，往常他吃过了饭，就是到右派们的房子里去玩，那些人大都是省城来的，能说很多新鲜事，但那些人都不爱说话。从花海乡来的老职工们到一起就是讲谁家的媳妇肚子大了，谁家的媳妇裤裆破了，他不爱听，再说，大人们讲这些事的时候总撵他，不叫他听。如今，他和况钟慧母女建立了良好的友谊，他便把晚上的时间都消磨在那儿。舅舅那天也是随便说一句，实际上他再去况钟慧家也没说过他。对于移民们是不是好人的话他一点也不在意，他觉得这些人待人和善，说话客气又文雅，他对他们有好感。他还从心底里同情他们：他们原来在上海都是高贵的人，现在一下子变成和自己一样的庄稼人，他们的心里肯定很痛苦。

到况家玩去已经成了他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有时候在草滩上放牛，他就想着晚上到况家去的事，就盼着太阳快点落下西边的大草滩去。

把牛赶进牛栏之后，他就慌慌张张地吃饭，然后急急忙忙地跑到况家去。他不寻找任何理由啦————送钉子呀，送木板条呀————他走到门也不问一声有人吗，一掀门帘子就走进去，对着况家母女大声说： “啥，还没吃饭呀！”或是大喊一声：“嗨，我来啦！”

他每天在况家待好长时间，先是况家姐妹学习，写作业，他在旁边坐着。然后他们一起听音乐，或者况家组妹给他讲上海的事情。她们说到黄浦江，说到大轮船，说到大世界，他静静地听着，惊讶之极。他也对她们讲花海乡他的老家发生的故事，况家姐妹也都爰听，并且提出很多可笑的问题：戈壁滩上为什么不长草呀，花海怎么不下雨？更多的时间是况家姐妹读书，他和况钟慧听。这些书，他印象最深的是讲一个英国人在大海上遇难，流落到一座荒岛生活了好些年的事。听着这篇故事，他总是在想，自己要是落到那样的境地能不能想办法活下去。还有一本《安徒生童话选》他也是百听不厌，像《拇指姑娘》呀、《皇帝的新衣》呀。他也常常提出问题：“哼，那个皇帝就那么傻呀，明明是光身子着哩，他还不知道吗？”姐俩就咯咯地笑起来，说这是童话故事呀。这时候况钟慧也跟着笑。况钟慧是难得笑一笑的，在外头于活，她的脸总是板得平平的没有表情。她只是在家里才笑。她笑的时候很动人。她三十多岁了，但她笑起来很像二十几岁的人，她穿着宽松的睡衣坐在床上，靠着被子，笑的时候薄薄的衣裳就索索地抖动。她每天在田野上劳动是很累的，女儿们读书，她听着听着就歪倒在被子上睡着了，湿漉漉的头发把床单都汹湿了。这时两个女儿就把她摆平叫她睡觉，双福就回自己的房子去。

有时候，双福进门的时候，况钟慧正在洗头。况钟慧在田野上干活————浇水、收割、平整土地————是很脏的，回家来一定要洗头洗澡．况钟慧一点儿也不回避双福，就在他面前换衣裳，脱袜子、擦洗身子和洗脚，然后坐在梳妆台前梳头。双福呢，从镜子的反光里可以看见她匀称的身体上戴着乳罩的乳房，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害羞，也不觉得难为情，因为他的心里没有一点邪念。父母的过早去世使他的童年缺少了家庭的温暖，在这间房子里他感觉到了这种家庭的气氛和温暖，他对况钟慧产生了一种孩子对母亲的依恋。他有时就想，况钟慧要是自已的妈妈多好。

当然，他也有想入非非的时候。他是个健康的孩子，他也明口男女之间的秘密，有时他就想：自己长大了，也是要像那些成年入一样有个家的，家里有一名女入；他幻想这个女人长得和况钟慧一样高贵和美丽动人。如果是这样，他就拼死拼活地劳动，挣钱，叫自已的女入过好日子，绝不叫她到田野上劳动。

八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双福从草滩上回到生产队。他是回来取水的。这天晶晶和莹莹跟他到草滩上去，她们放暑假闲着没事、跟他去放牛。姐妹俩人把他带着的水喝干了，还是渴得难受，叫他回生产队取水。他骑着一头牛往回走，路过麦场遇见了况钟慧。

“双福，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啦？”

双福看不清她的脸，她的脸上蒙着——块淡紫色的纱巾，头上还戴着草蟾。她很爱惜自己的皮肤。她就是用这种方法保护自己的脸不被太阳晒黑。双福说我取水来了，那两个人渴坏了。

“到家里拿开水去，不要喝凉水。”

况钟慧扛着扫帚走过来，小麦割倒以后况钟慧就调到麦场上于活了，今天的一场麦子打碾完了，她要回家去。

况钟慧把他的水壶灌满了，还倒了一大茶缸水，放上白糖，叫他喝完再走。开水太烫，双福晾着喝，况钟慧倒水洗澡。

况钟慧脱了上衣擦洗，然后戴上乳罩，坐在梳妆台前梳头。

“双福，你说阿姨漂亮吗？”她从镜子里看见了双福的脸，问。

“阿姨，你的身子真臼，真好看。"双福也从镜子里看她。

“是吗？”况钟慧像是有点惊讶，扭过脸来。

“就是，你的腰也细。”

“腰细？哈哈，你说我的腰细？”况钟慧站起来了，哈哈地笑着转了一圈，看自己的腰，然后抬起头来说，“比年轻的时候粗多啦，”

“年轻的时候你的腰还要细吗？”

“还要细，还要细，"况钟慧愉快地笑着，但是突然又轻轻地哎息一声，“完了，我这一辈子完了。”

她的眼睛里显出悲哀的神情来。

双辐像是不忍心看她这种愁肠百结的样子，便躲开了她的眼光。他过一会儿才扭过脸来。

“阿姨，你怎么不搬走咙？”

“我搬到哪里去？”况钟慧惊讶地睁大眼睛说。

“回上海去呀，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你们为啥搬到这里来，这里的庄稼活，你再于上几年，你的腰就变粗了，脸也晒黑了。”他一边说一边看着况钟慧。况钟慧没说话，他又说下去：“况阿姨，你知道不知道，队里的人们怎么说你？他们说你是舞女，还有的说你是妓女，说你表面上正经，背后不知道干啥见不得人的事理，要不，就凭你二十一块钱的工资怎么养活三个人……”

这些话，是他早就想对况钟慧说的，但总也说不出，今天说开了，他就像抢着说一样，嘟嘟嘟地说了出来。他想，他说了这些话站起来就走，他已经没勇气再在这间房子里待下去了，况阿姨会生气的，但是，他刚刚走到门，身后就很响地叫了一声：

“站住！”

他站住了，他想况阿姨一定会扇他嘴巴子或者骂他的，但是他一扭脸正好看见况钟慧软塌塌地坐在梳妆台前的椅子上。

好久，况钟慧抬起手招呼他：“你过来。”

他慢慢地走过去。

况钟慧抓住了他的双手，看着他的眼睛有气无力地说：

“你哪里懂这些事呀，上海把我们撵出来了，就不叫我们回去…。”

双福把手挣出来。他不习惯这种亲热。

“上海为啥撵你们？”

“不懂，你现在还不懂这些事……”况钟慧软软地说，但她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把手搭在双福的肩膀上，细长的眼睛看着他的眼睛。“双福，你喜欢阿姨吗？”

“嗯。”

“真喜欢？”

“嗯。”

“你为什么喜欢阿姨？”

“我不知道。”

“不知道，你真不知道吗？”

双福不说话，脸变红了。况钟慧美丽的眼睛看了一会儿，把他拉近了，把脸贴在他的被河西风吹得粗糙的红彤彤的脸上。

“阿姨也喜欢你。你长吧，你快长大吧，长大了你就知道为什么……”

况钟慧把他搂在自己的怀里了，用自己很细很光滑的脸蹭他的脸，并且亲他，喃喃地说话。过了一会儿她才叹息地推开他，站起来说：“喝水。”

“喝水去吧。水凉啦。甜吗？”

双福从况钟慧家出来，眼睛里含着亮晶晶的泪水。他的身体激烈地哆嗦着，脸色苍白，刚才喝水的时候，他的手抖得厉害，茶缸子嘲噜地磕碰牙齿，把嘴唇碰痛了。他的心也有点痛。

他扳住牛脊背骑上去，打着牛跑出来。他的心痛得很舒服。他在心里说：“快长大吧，快长大吧……”

但是，严峻的年代到来了……。

移民是春夏之交来到农场的，八月底麦场上的麦子刚刚打碾于净，队长突然宣布，九月一日起职工每月的口粮标准从三十斤减到二十四斤。到了十月初又一次减口粮，职工每天供应半斤，家属和孩子只供应三两（旧秤，一斤为十六两），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三年困难时期；它初始于一九五九年的冬季，到了一九六零年冬季最为暴虐……它在花海农场四队的表现是十一月初出现死亡，十二月中句达到高峰——死亡在右派和移民中蔓延。老职工人熟地熟，这儿偷点那儿拿点，苟延残喘。右派和移民生活没根基，偷不上拿不上，大批倒毙。十二月二十八日，县政府派工作组来到农场发放救命粮，职工口粮增加到十二两，家属的增加到半斤，死亡才逐渐遏止。此时四队人口减少六十三名。活下来的人大都浮肿，孩子们因为吃菜吃草根肚子胀得像绵羊。人们疲乏无力，走路时东倒西歪。只有少数职工能下地，但也是蹲在水渠里吸烟晒太阳。

饥饿把人们改变成了不知羞耻的动物。只要男人们肯拿出半斤粮票或者一个馒头，有些女人就在田埂旁或者水渠里躺下来，脱掉裤子。

况钟慧一家免予死亡且无一浮肿。况钟慧只是比前消瘦，脸色蜡黄。她从上海带来的钱花光了，还卖掉几件衣服和手表，买高价粮，买胡萝卜。双福在食堂混吃混喝，时不时偷两个馒头接济她。

况钟慧拒绝进行交换。赶马车的王有有一天夜里背着半麻袋小麦到她家去，被她轰了出来。

但她也没有保持住自己的贞操。

春节前，两个炊事员请假回花海老家去了，食堂人手不够，队长叫抽两个妇女帮助食堂做饭。这样的工作妇女们都抢着干，因为可以吃几天饱饭，还能往家里捎点馒头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队里杀了几只羊。管理员选中了况钟慧，因为她胆小怕事不偷不拿。

春节前夕双福回花海舅母家去了。队里发了工资，舅舅叫他送一趟去。舅舅弄了一条羊腿出叫他捎回去。双福是初二这天回到生产队的。况钟慧嘱咐过他初二到她家去吃年糕，况钟慧在上海的母亲寄来糯米面了，说是要做年糕做元宵。他回到生产队立即就跑到况钟慧家去了。他像往常一样地推门就进，一进门却吓了一跳。他看见况钟慧躺在床上，脸黄得像烧纸，晶晶和莹莹在旁边哭泣，房子里还有几个移民。

“况阿姨你怎么啦？”

他刚问一句，一个移民女人就打了他一个嘴巴。

“滚出去！”那女人吼着说，"你还有脸到这里来？”

事情是这样的：双福回老家的第二天清晨，况钟慧去食堂上班。已经两天了，她都是早早到食堂去，和双福的舅舅揉面蒸馒头，等单身职工们起来吃饭上班，这天她来早了，食堂的门还锁着，双福的舅舅住的房子也是黑着灯。她在门口站了十儿分钟。河西走廊的一月是最寒冷的季节，凛列的东风几分钟就把她的衣裳刮透了，身体冻僵了。她想回家去暖和一会儿再来，又怕耽误了做饭。她没有手表，但她估计已经到时间了，她走过去敲了敲双福舅舅的房门，

“谁呀？”房子里传来双福舅舅的声音。

“我。快起，该做饭啦。”

“噢……”门缝里透出了灯光，双福的舅舅的声音又说。“咳，早着哩。你起这么早傲啥哩？”

“几点了？”

“五点……才刚刚五点钟嘛。”

“那你再睡一会儿吧。我先回去。”

况钟慧想回家暖和暖和。双福的舅舅叫了起来：

“回去做啥哩嘛！进来，进来暖和一会儿。我给你开门]。”

“不进啦，不进啦，我等一下再来。”

况钟慧转身要走，她知道双福不在，她不愿进单身汉的宿舍，但这时门吱呀一声开了，双福的舅舅披着棉袄站在门口喊：

“进来吧，你进来暖和暖和。”

况钟慧犹豫一下走进房子。立刻，她觉得一股热气扑在脸。上。她搓着冻僵的手说：

“你们的房子真暖和。”

“比住家户的房子暖和一些。”

“国家的煤，你们就烧吧。”

“咳。就沾这些便宜，比住家的方便些。你冷吗？冷了就坐到炕上焐腿。"双福的舅系好了棉袄纽扣开始捅炉子，说。。上去，上炕去燔一会儿。炉子灭了，我先把炉子生上，我们再去食堂。”

况钟慧在地上站了一会儿，身上还是冷。她伸手摸了把火炕，炕很热哩，她偏腿坐在炕沿上。

双福的舅舅一边点炉子，一边看她，说：

“炕热吧？上去，上去焐上，把腿盖上，早着哩，还有半个钟头哩。”

况钟慧看丫看炕头上的闹钟才五点五分，就犹犹豫豫上了炕，她实在是冻僵了，腿脚麻木了，禁不住温暖的诱惑用被子盖住了腿。

“老王，你过完年回家吗？”况钟慧在炕上坐着，主动说话。她对双福的舅舅很感激。双福说过，舅舅常常从食堂拿吃的回来，叫他送给她，舅舅可怜她们寡妇母女。

“到时间看吧。有啥办法哩，公家的事，领导说了才行。”双福的舅舅点着炉子了，站直了身子说，“把他妈的，半年没闻过媳妇的味道了。”

对于男人们粗鲁的语言，况钟慧已经听习惯了，她笑了一下说：

“那你就过完年回家去吧，好好闻闻。”

双福舅舅哈哈地笑了。笑罢，他突然盯住况钟慧说：“你就不想闻一下男人的味道吗？”

“我……”况钟慧没想到他开这样的玩笑，结结巴巴说，"老王、不要跟我开玩笑。走吧，该做饭啦。”

况钟慧撩开被子要下地，但是双福舅舅伸开双手拦住了她。“急啥哩，坐一会儿，再热热地坐一会儿。嘻嘻，我还有好东西给你哩。”

他叫况钟慧往里头挪一挪，掀开炕上的毡片片拿出个纸包来，里边是一沓子粮票。他笑着抓住了她的手，把粮票放在她的手心里。

“拿去，这是十斤粮票，拿去过个年。”

“不，不…”

况钟慧急急地抽阿手去，像是烫了一下，脸涨得通红。她急忙下了地，可是双福的舅舅拦腰一抱把她撂在炕上。双福的舅舅把她摁在热烘烘的毡片子上说：

“装球子的啥正经嘛，你还当成你是金枝玉叶哩！”

双福的舅舅像摆弄一只小兔子一样三把两把把她的衣裳剥光了。

双福回到生产队的当天夜里况钟慧死了。事情发生后她就躺在床上，不吃不喝，谁劝也不吃。晶晶和莹莹哭着求她，求她吃饭、她痴呆呆不语。眼泪无声无息地流过她的脸颊。她躺了四天四夜啦，她闭上了眼睛。

况钟慧死的第二天人们就埋葬了她，埋在生产队北边的草滩上。那儿埋着过去了的这个冬天死去的六十三名饿鬼。他们都没有棺材，他们被人拉到这里，用一条破被子裹着，或者什么都没覆盖，就草草地掩埋掉了。因为是冬季，因为掩埋的人无力挖掘，覆盖的土很少，大风刮走了沙土，他们的头发和破衣裳被风刮得索索飘动。况钟慧的坟起了个堆，还插了个木牌。她是穿着一件对襟的新棉袄埋葬掉的，也没有棺材。她的女儿们怕妈妈的衣裳被人剥去换粮食，央求大人们把坑挖深一些，上边填了很多土。

双福也在这一天失踪了。他再也没进过况钟慧的家门，况钟慧埋葬时他也没有出现。况钟慧埋掉的那天傍晚，有人看见他在西边草滩上走着。人们当成他跑回花海的老家去了，但是春节过后他的舅舅回家去一趟，没见着他。

十几年过去了。七十年代中期一个秋日的下午，花海农场四队来了一名中年男子。他的身体很壮实，穿着一身兵团职工的绿衣裳，他说着一口本地方言，说他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职工。他要找两个姓况的姐妹，她们是上海移民的后代，应该是二十七八岁。

时光流逝，沧海桑田。花海农场已经面目全非，花海农场早就改编为兰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五团三营，这里生活着一群来自天津的知识青年。他们也穿着绿色的兵团服。他们说这里就没有什么上海移民，也没听说过姓况的两姐妹。不过他们把一个放羊的老职工叫来了，老职工提供了一些信息。放羊的老职工说他是一九六一年从甘肃天水县逃荒来到河西走廊的，在安西县的十工农场放羊。一九六九年战备紧张，上级把十工农场的职工调到花海来，把花海农场的职工调到十工农场去。原因是离着花海农场二十几里的戈壁滩上建起了一座军工企业，花海农场的职工大都是右派和移民，政治上不可靠，威胁军工企业的安全。十工距离花海二百公里。

这个中年人再也打听不出什么来，就走到西边埋死人的草滩上去了。他借了一把铁锹，把一个长满了杂草的坟堆添了些土，在坟堆旁边的草地上躺了好久，眼睛瞪着蓝幽幽的长天。中年人走后，知识青年们到乱葬岗子去看了看那个坟堆，坟头立着个朽得发黑的木牌，上边的字迹已经风吹日晒辨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