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之道”即自然规律，茫茫宇宙之中万事万物都保持着有序的平衡，多了的会自然损减，少了的会自然补全。然而，人类社会却不是这样的，那些掌权的统治者本来就占有了大量资源，却依然不满足，还想尽各种方式来压榨人民、盘剥人民;而那些居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不仅仅要承担沉重的社会生产任务，还要被统治者征税、服劳役，常常不堪重负，以至于“不畏死亡”。
 

“人法地，地法天”，不与天道相合的社会制度是不会稳定的，不依从于天道调整自己行为的统治者也是不会长久的。故而，老子主张“人之道”要效法“天之道”，统治者要像那些有道的圣人一样，有所作为而不占有，有所成就而不居功，自已在生活上保持谦虚节俭而厚待百姓。
 

当今社会，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资源、财富迅速地向少数人手中聚集都足以引起所有学者、统治者的关注。几十年前，马克思就在《资本论》中说:“事实上，原始的积累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抨击了资本的聚集，资源占有者对劳动者的掠夺。最近，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在其新著《21世纪资本论》中更是提到:“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而且据预测将会继续恶化下去。”
 

《论语》中说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公。”正是因为不公平现象的广泛存在让社会变得充满敌视和仇恨，充满各种奸邪和罪恶。如何才能效法“天之道”，做到“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所有统治者应该仔细思考的问题。

【哲理引申】
 

汉初采取的宽松治理政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国家的不断富足，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因素。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普通民众的阶层,史书上将其称之为“豪强”。各地的豪强们通过各种手段占据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可以“交通王侯”，甚至“封君皆低首仰给”，《史记·平准书》在谈到“豪强地主”时指出“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他们“役财”而成“豪党”，经济上进行兼并，政治上“武断于乡曲”，成为地方土霸王。董仲舒则愤慨地揭露豪强兼并的严酷现实:“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汉武帝之时这些豪强势力更大，遇上天灾百姓经常有食无粮、居无房的情况，而那些巨富豪强们则“馆舍林立，前堂罗钟鼓，立曲旅，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而且这些有了钱财势力的豪强们经常行不法之事，聚集亡命犯罪之徒，横行乡里，连政府官吏都不敢与之争锋。比如，著名的洛阳豪强郭解，杀的人很多，还藏匿亡命徒去犯法抢劫，还私铸钱币、盗挖坟墓，洛阳城中有了纠纷人们都不找官府，而找郭解进行调节。
 

豪强虽然也有豪放侠义之辈，但他们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于是汉武帝决定对这些豪强进行打击抑制。朝廷下令将势力极大的一些豪强家族迁往茂陵居住，以便朝廷监管;朝廷设置十三州刺史以监察地方，并将豪强大族“田宅逾制”作为重要的监察内容;同时汉武帝启用了大批法家酷吏。著名的酷吏如周阳由、赵禹、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咸宣、田光明等，他们所到之处，必夷其豪，族灭豪猾之属，连坐奸豪之家，一时间很多曾经受豪强横行危害的郡县“道不拾遗、无犬吠之盗”。著名的豪强郭解，也被抓捕处死。
 

对豪强的抑制，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缓解了百姓的苦难和对政权的不满，使得汉武帝能够集中力量对抗北方的匈奴，能够有足够的精力、财力去四方开疆拓土，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
 

纵观历史，所有的王朝灭亡原因大部分都在于富者对财富的垄断和兼并，导致底层人民不满，而引起的农民起义，汉武帝的政策无疑极大地推迟了这种状况在西汉的到来。如今，人们常说要建设一个橄榄型的社会，就是使财富分配更加平均、更加合理，这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此时，老子“损有余，补不足”的观点和汉武帝抑制豪强的举措仍然十分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