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大国,若烹小鲜”是一个极其形象的比喻。烹煎小鱼，必须小心翼翼，而且不能经常翻动，用刀铲乱翻、乱搅鱼就碎了。统治者治理国家也是一样，要懂得为政的关键在于安静无为，要小心谨慎，节俭、爱惜民力，不能乱发政令扰乱人们。如果以个人的主观愿望去改变社会，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忽左忽右，老百姓就会无所适从，国家就会动乱不安。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老子并不是一个有神论者，他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由自然规律也就是“道”来产生、支配的。春秋之时，天下混乱，礼崩乐乱，人们的思想也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之中。一些巫师、术士借着鬼神的幌子愚昧民众，欺骗百姓，比如西门豹治理邺时提到的那些巫师、乡绅们;一些统治者也借着天命、神授的旗号肆起干戈。老子看穿了他们愚民、欺民的本质，于是呼吁要采用“无为清净”之法治理天下。这样那些打着鬼神幌子欺骗人民的人就不能再肆意妄为了，不仅如此，那些怀有智慧的“圣人”也不能再随意伤害百姓了，天下万物万事完全任其自然，使百姓自化、自育、自成。如此才能算是“上德”，才能让人民享受到“德”的恩泽。

【哲理引申】
 

中国经历了将近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皇帝、王公不计其数，其中出了无数骄奢淫逸的暴君，也有很多强国爱民的圣明君主。宋仁宗赵祯就是一个颇受后世称赞的皇帝，明朝孝宗时翰林院庶吉士邹智在《立斋遗文》中说:“宋之英主，无出仁宗。”王夫之在《宋论》中说:“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就连自视甚高的清朝乾隆皇帝也称中国古代只有三个帝王是他最佩服的:一是他的祖父康熙玄烨，二是唐太宗李世民，三是宋仁宗赵祯。康熙、李世民都是开疆辟土、武功卓绝的帝王，而宋仁宗并没有如此的功业，甚至在位之时经常被西夏打败，并向辽、夏进贡岁币。那他为何能得到后世如此多的赞扬呢，就是因为他懂得为君之道,能以德服人。
 

宋仁宗对待官员、百姓极为宽厚，而且时刻怀着仁慈之心。一天早上，宋仁宗起床后，对身边的大臣说:“昨天晚上觉得肚子很饿所以睡不着，于是就特别想吃烧羊。”身边的近臣听到后说:“那皇上为什么不下命令去取几个来?”仁宗听后说道:“近来听说皇宫里只要索要一次，宫外的人便以此为例，天天要宰羊，以备我享用。我是真的担心如果这次我下命令索要了，你们以后就会连夜宰杀，来供应我的不时之需呢!那么时间一长，就要浪费许多人力物力精力啊!怎么能因为一时的饥饿，而开始无止境的杀戮呢?”
 

在进士考试中，苏辙曾在试卷里写道:“我在路上听人说，在宫中美女数以千计，终日里歌舞饮酒，纸醉金迷。皇上既不关心老百姓的疾苦，也不跟大臣们商量治国安邦的大计。”考官们看了试卷都认为苏辙无中生有、恶意诽谤，建议对其严厉制裁。宋仁宗却很淡定地说:“朕设立科举考试，本来就是要欢迎敢言之士。苏辙一个小官，敢于如此直言，应该特与功名。”
 

大多皇帝认为自己说话就是金口玉言，想怎么治理国家就怎么治理，想让谁当官就让谁当，就连著名的明君汉文帝都因为自己的喜好而提拔了邓通这样的无能之人。宋仁宗在这点上就有进步，虽然他也想提拔自己喜好的人，但他能够接受大臣的意见，听取批评。
 

一次，包拯在朝堂上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张尧佐是仁宗宠妃张贵妃的伯父。包拯把奏章递上去了，宋仁宗也有点为难。最后他想了个变通的办法，就是让张尧佐去当节度使。没想到包拯还是不愿意，并带领七名言官前去与仁宗理论，仁宗生气地说:“岂欲论张尧佐乎?节度使是粗官，何用争?”七人中的唐介不客气地回答道:“节度使，太祖、太宗皆曾为之，恐非粗官。”宋仁宗被大臣们问得说不出话来，只得作罢。
 

宋仁宗生性恭俭仁恕，百司曾奏请扩大苑林，宋仁宗说:“我继承了先帝的苑囿，还以为广，怎么能再扩建呢?”宋仁宗去世后，天下百姓如丧考她，讣告送到辽国时“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耶律洪基痛哭道:“已经四十二年没有发生战事了!”史载辽道宗“惊肃再拜，对左右臣子说:‘我如果生活在中原，不过配给仁宗皇帝执鞭牵马，做一个都虞侯罢了!’”
 

宋朝在仁宗之时达到繁荣的顶峰，唐宋八大家有六个生活在这个时代，还有司马光、文彦博、富弼、范仲淹、晏殊、柳永等诸多名臣、文豪。大臣们说宋仁宗没有太多的长处，却唯独会做皇帝。正是因为他宽厚仁慈，以德为本，不对大臣、百姓肆意干扰，才取得了如此的评价。所以说，一个统治者，只有“不伤人”、不肆意妄为、不乱起兵革，如此才能有资格统治国家、治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