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对待蒙古部落的这种指哪打哪，横扫一切的军事讨伐有效地震慑了瓦剌和鞑靼，自永乐十二年（1414）征伐瓦剌得胜归来后，明帝国的边界终于安静了下来，瓦剌奄奄一息，鞑靼心有余悸，“不打不服，打服为止”这句俗语用在此处十分合适。永乐大帝朱棣就这样用武力为自己的国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此时永乐大典已经修成，边疆平安无事，周边四夷争相向明朝皇帝朝贡，大明帝国可谓风光无比。

　　在朱元璋和朱棣父子的辛苦经营下，明帝国的文治武功达到了最高峰，国家繁荣昌盛、百业兴旺的景象又一次在中国大地上呈现，这固然是朱棣的成就，但究其根本还是朱元璋时代打下的良好基础在起作用，因为朱元璋就如同一个尽职的管家婆，早已为自己的子孙制定了一系列政策，让他们去照着执行。

　　事实上，朱棣时代奉行的仍然是他父亲的那一套系统，但朱棣本人在此基础上也有着自己的发明创造，下面我们将介绍朱棣统治时期出现的几个新机构，这些机构对之后的明代历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而且这些也确实可以算得上是朱棣辛苦劳动的结果，是超越前人的发明创造，值得一提。

　　我们先从最重要的一个说起。

　　这是一个全新的机构，是由朱棣本人设立的，但这个新机构的设立者朱棣做梦也不会想到，几十年之后，它会成长为一个可怕的庞然大物，庞大到足以威胁皇帝的地位和权力。

　　这个机构就是内阁。

　　永乐初年，被政事累得半死不活的朱棣终于无法忍受下去了，他总算领教了自己老爹朱元璋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精神，自己纵然全力以赴没日没夜的干工作，还是很难完成，在这种情况下，他任命解缙等七人为殿阁大学士，参与机务。

　　这七个人组成了明朝的第一任内阁，自此之后，朱棣但凡战争、用人、甚至立太子这样的事情都要与这七个人讨论方作决定，其职权责任不可谓不大。

　　但出人意料的是，内阁成员的官职却只有五品，远远低于尚书、侍郎等中央官员，这也是朱棣精心设置的，他对内阁也存有一定戒心，为防止这七个人权势过大，他特意降低了这些所谓阁员的品衔，他似乎认为这样就能够有效的控制内阁。

　　后来的事实证明，他错了。

　　谁也料不到这个当初丝毫不起眼的小机构最终竟然会成为明帝国统治的中枢，当年官位仅五品的阁臣成为了百官的首领，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个机构的生命力竟然会比明朝这个朝代更长！

　　它已经由一个机构变成了一种制度，在此之后的五百余年一直延续下去，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在我们之后的叙述中，这个机构将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文章中，无数忠臣、奸臣、乱臣都将在这个舞台上表现他们的一生。

　　内阁固然重要，但下一个机构的知名度却要远远的大于它，这个朱棣出于特殊目的建立的部门几百年来都笼罩着神秘色彩，它的名字也经常和罪恶、阴谋纠缠在一起。

　　这个部门的名字叫东厂。

　　我们前面曾提到过锦衣卫这个特务部门，虽然此部门一度被朱元璋废除，但朱棣登基后不久便恢复了该部门的建制，原因很简单，朱棣需要特务。

　　像朱棣这样靠造反上台的人，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是很虚的，自己搞阴谋的人必然总是认为别人也在搞阴谋，为了更加有效的监视百官，他重新起用了锦衣卫。

　　但不久之后，朱棣就感觉到锦衣卫也不太好用，毕竟这些人都是良民出身，和百官交往也很密，而朱棣本着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科学精神，认定这些人也不可靠。

　　这下就难办了，特务还不可靠，谁可靠呢？

　　宦官。

　　宦官最可靠，虽然这些家伙没文化，身体还有残疾（特等），大部分还有点变态心理（可以理解），但毕竟曾经帮助我篡位，一直在我身边，所以信任他们是没错的。

　　就这么定了，设立一个由宦官主管的机构，向我一个人负责，负责刺探情报，有事直接向我汇报请示，办公地点就设在东安门吧，这样调动也方便点。

　　至于名字，既然总部在东安门，就叫东厂吧。

　　永乐十八年（1420），朱棣设置东厂，这个明代最大的特务机构就此登上历史舞台，其权力之大、作恶之多、名声之臭实在罕有匹敌。

　　由于其机构位于东安门，所以被命名为东厂，家住北京的朋友有兴趣可以去原址看看，具体地址是今天的北京王府井大街北部，名字还叫东厂胡同。

　　东厂设立之初便十分有气派，主要反映在东厂的关防印上，别的部门官印只是简单写明部门名称而已，东厂的关防印却大不相同，具体说来是十四个大字：“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关防”，虽然语法不一定通畅，却十分有派头，而在我看来，这样的印记还兼具一定防伪作用，毕竟街头私刻公章的小贩要刻这么多字花费的力气会更多，收费也更贵。

　　最初东厂只负责侦查、抓人，并没有审判的权利，抓获人犯要交给锦衣卫北镇抚司审理，但到后来，为了方便搞冤假错案，本着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精神，东厂充分发挥积极性，也开办了自己的监狱。

　　东厂设置有千户、百户、掌班、领班、司房等职务，但具体干活的是役长和番役，他们职责很广，什么都管，什么都看，朝廷会审案件，东厂要派人听审；朝廷的各个衙门上班，东厂派出人员坐班，六部的各种文件，东厂要派人查看；这还不算，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这些人还负责市场调查，连今天菜市场白菜萝卜多少钱一斤，都要记录在案。

　　这些无孔不入的人不但监视百官，连他们的同行锦衣卫也监视，可见其权力之大。

　　能统率这么大的机构，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东厂首领也就成为了人人称羡的职业，但这个职业有一个先天性的限制条件：必须是宦官（有得必有失啊）。

　　东厂的首领称为东厂掌印太监，是宦官中的第二号人物。

　　第一号人物自然是鼎鼎大名的司礼监掌印太监。

　　这些东厂的特务在刺探情报，鱼肉百姓之余，也有着自己敬仰的偶像和信条，在东厂的府衙大厅旁边，设置了一座小厅，专门用于供奉这位偶像。

　　相信大家也绝对不会想到，这位拥有大量东厂崇拜者的偶像竟然是——岳飞。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东厂人员还在东厂大堂前建造了一座牌坊，写上了自己的座右铭——百世流芳。

　　百世流芳相信他们是做不到了，遗臭万年倒是很有可能，而可怜的岳飞如果知道还有这样一群人把他当成偶像，只怕也是高兴不起来的。

　　这里也要特地说明，请大家不要相信新龙门客栈中的所谓绝顶太监高手之类的鬼话，现实中的东厂太监手边也没有什么葵花宝典，抓人逞凶等大部分的具体事情都是由东厂太监手下的那些正常人干的。

　　自从这个机构成立后，不光是朝廷百官倒霉，连锦衣卫也跟着郁闷，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特务，东厂的人却成了监视特务的特务，锦衣卫的地位大受影响。

　　在东厂成立之前，锦衣卫也算是个有前途的职业，许多“有志青年”出于各种目的，纷纷投身于明朝的特务事业，但东厂机构出现后，其势头就盖过了锦衣卫，抢了锦衣卫的风头。

　　原因也很简单，东厂是直接向皇帝负责的，而且其首领东厂掌印太监是皇帝身边的人，与皇帝的关系不一般，也不是锦衣卫的首领锦衣卫指挥使能够相比的。

　　所以在之后的明代历史发展中，原本是平级的锦衣卫和东厂逐渐变成了上下级关系，有些锦衣卫指挥使见了东厂掌印太监甚至要下跪叩头。

　　不过事情总有例外，在明代的特务历史中，有一位锦衣卫指挥使依靠自己的才能和努力第一次压倒了东厂，这位指挥使十分厉害，在他任指挥使的时期内，锦衣卫的威名和权力要远远大于东厂，可见事在人为。

　　这位堪称明代最强锦衣卫的人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在他的那个时代有着强大势力和深远的政治影响，我们将在以后的文章中详细介绍他的一生。

　　最后一个介绍的是我们经常在电视剧中听到的一个称谓——巡抚。

　　大家对这个名字应该并不陌生，这个名称最初出现在永乐年间，也算是朱棣的发明创造吧，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巡抚和之后的巡抚并不是一回事。

　　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朱元璋时期废除了中书省，设置布政使司，最高长官为布政使，主管全省事务，地位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长。本来布政使管事也算正常，但朱元璋有一个嗜好——分权，他绝不放心把一省的所有大权都交给一个人，于是他还另外设置了两个部门，分管司法和军事。

　　这两个部门分别是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最高长官为按察使和都指挥使。

　　老朱搞这么一手，无非是为了便于控制各省事务，防止地方坐大，本意不坏，但后来的事情发展又出乎了他的意料，这是因为他的这一举动正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

　　三个和尚没水喝。

　　虽然这三位长官的职权并不相同，布政使管民政、财政、按察使管司法、都指挥使管军事，但大家都在省城办公，抬头不见低头见，关系处得不好，也是很麻烦的，平日里三家谁也不服谁，太平时期还好办，万一要有个洪灾旱灾之类天灾，如果没有统一调配，是很麻烦的，特别当时还经常出现农民起义这种群众性活动，没有一个总指挥来管事，没准农民军打进官衙时，这三位大人还在争论谁当老大。

　　为了处理这三个和尚的问题，中央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由中央派人下去管理全省事务，这个类似中央特派员的人就叫巡抚。

　　要说明的是，中央可不是随便派个人下来当巡抚的，在论资排辈十分严重的中国，能被派下来管事的都不是等闲之辈，一般来说，这些巡抚都是各部的侍郎（副部级）。

　　与很多人所想的不同，在永乐时期，中央官员序列中实际上并没有巡抚这个官名，所谓的巡抚不过是个临时的官职，中央的本意是派个人下去管事，事情办完了你就回来，继续干你的副部级。

　　可是天不随人愿，中央大员下到地方，小事容易办，要是遇到民族纷争问题和农民造反这些大事，就不是一年半年能回来的了。要遇到这种事情，巡抚可就麻烦了，东跑西跑，一忙就是大半年，这里解决了那里又闹，逢年过节的，民工都能回家过年，而有些焦头烂额的巡抚却几年回不了家。

　　本来只是个临时差事，却经常是一去不返，巡抚也有老婆孩子，也有夫妻分居，子女入学这些问题，长期挂在外面也实在苦了这些大人，中央也麻烦，往往是这个刚巡回来，又有汇报何处出事，地方处理不了，需要再派，周而复始，也影响中央人员调配，于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中，巡抚逐渐由临时特派员变成了固定特派员，人还算是中央的人，但具体办公都在地方，也不用一年跑几趟了。

　　既然说到巡抚，我们就不得不说与之相关的两个官职。

　　巡抚虽然是大官，却并非最大的地方官员，事实上，比巡抚大的还有两级，这两级官员才真正称得上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明朝政府确定了巡抚制度后，又出现了新的难题，因为当时的农民起义军们经常会变换地点，也就是所谓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算是游击战的一种，山东的往河北跑，湖北的往湖南跑，遇到这种情况，巡抚们就犯难了。比如浙江巡抚带着兵追着起义军跑，眼看就要追上，结果这些人跑到了福建，浙江巡抚地形不熟，也不方便跑到人家地盘里面去，就会要求福建巡抚或是都指挥使司配合，如果关系好也就罢了，算是帮你个忙。关系不好的那就麻烦了，人家可以把眼一抬：“你何许人也，贵姓？凭什么听你指挥？”

　　为了处理这种情况，中央只得再派出更高级别的官员（一般是尚书正部级），到地方去处理事务，专门管巡抚。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总督。

　　总督一般管两个省或是一个大省（如四川总督只管四川），可以对巡抚发令。

　　按说事情到这里就算解决了，可是政策实在跟不上形势，到了明朝后期，如李自成、张献忠这样的猛人出来后，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排场是相当的大，人家手下几十万人，根本不把你小小的巡抚、总督放在眼里，正规军不小打小闹，要打就打省会城市，一闹就几个省，总督也管不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出场了，疲于应付的明朝政府最后只得又创造出一个新官名——督师。这个官专门管总督，农民军闹到哪里，他就管到哪里，当然了，这种最高级别的地方官一般都是由中央最高文官大学士兼任的。

　　以上三种机构或官职都是在永乐时期由朱棣首创的，其作用有好有坏，我们在这里介绍它们，是因为在后面的文章中，我们还要经常和他们打交道，所以在这里必须先打个底。

　　与这些制度机构相比，朱棣还给他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样更加珍贵的宝物，也正是这件宝物不但开创了永乐盛世，还在朱棣死后，将这种繁荣富强的局面维持下去。

　　这件宝物就是人才。

　　朱棣和朱元璋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十分有作为的英明君主，但综合来看，朱棣比朱元璋在各个方面都差一个层次，除了一点之外。

　　这一点就是看人才的眼光。

　　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朱元璋给他的孙子留下的那三个人，事实证明这三个人是名副其实的书呆子，作用极其有限，朱棣也给自己的子孙留下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却与之前的齐黄大不相同。

　　他们是真正的治世英才。

　　由于他们三个人都姓杨，所以史称“三杨”。

　　他们是那个时代最为优秀的人物，且各有特长，不但有能力，而且有城府心计，历经四朝而不倒，堪称奇人，下面我们就逐个介绍他们的传奇经历。

　　【第一个人：博古守正——杨士奇】

　　如果要评选中国历史上著名盛世之一——仁宣盛世的第一缔造者，恐怕还轮不到仁宣两位皇帝，此荣誉实非杨士奇莫属，因为如果没有他，朱高炽可能就不是所谓的明仁宗了。

　　这位传奇文臣活跃于四朝，掌控朝政，风光无限，但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为了走到这一步，他付出了太多太多。

　　至正二十五年（1365），杨士奇出生在袁州，当年正是朱元璋闹革命的时候，各地都兵慌马乱，民不聊生，为了躲避饥荒，杨士奇的父母带着他四处奔走，日子过得很苦。在杨士奇一岁半的时候，他的父亲杨美终于在乱世中彻底得到了解脱——去世了。

　　幼年的杨士奇不懂得悲伤，也没有时间悲伤，因为他还要跟着母亲继续为了生存而奔走，上天还是公平的，他虽然没有给杨士奇幸福的童年，却给了他一个好母亲。

　　杨士奇的母亲是一个十分有远见的人，即使在四处飘流的时候，她也不忘记做一件事——教杨士奇读书。在那遍地烽火的岁月中，她丢弃了很多行李，但始终带着一本书——《大学》，说来惭愧，此书我到二十岁才通读，而杨士奇先生五岁就已经会背了，每看到此，本人都会感叹新社会就是好，如果在下生在那个时代，估计混到四五十岁还是个童生。

　　读书是要讲天分的，杨士奇就十分有天分，可读书还需要另一样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钱。

　　杨士奇没钱，他的母亲也没钱。

　　没有钱，就上不起私塾，就读不了书，就不能上京考试，就不能当官，毕竟科举考试并不是只考《大学》。

　　杨士奇和他的母亲就这样在贫困的煎熬中迎来了人生的转折。

　　洪武四年（1371），杨士奇的母亲改嫁了，杨士奇从此便多了一位继父，一位严肃且严厉的继父。

　　这位继父叫罗性，他同时也兼任杨士奇的老师。

　　罗性，字子理，事实上，他并不是一个普通人，此人出生世家，当时已经是著名的名士，且有官职在身，性格耿直，但生性高傲，瞧不起人。

　　杨士奇怀揣着好奇和畏惧住进了罗性的家，当然，也是他自己的家。

　　罗性是一个十分严厉孤傲的人，对这个跟着自己新娶妻子（或是妾）一道进门，却并非自家血亲的小孩并没有给什么好脸色。这似乎也是很自然的事。

　　进入罗家后不久，杨士奇就被强令改姓罗，这似乎也很正常，给你饭吃的人总是有着某种权力的。

　　杨士奇就这样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下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虽然改姓罗，但毕竟不是人家的孩子，差别待遇总是有的，罗性也并不怎么重视他，这一点，即使是幼年的杨士奇也能感觉得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加小心翼翼，尽量不去惹祸，以免给他和他的母亲带来麻烦。

　　两年后，年仅八岁的杨士奇的一次惊人之举改变了他的生活状况。

　　洪武六年（1373），罗家举行祭祀先祖的仪式，还是小孩的杨士奇被触动了，他想起了自己故去的父亲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也想祭拜自己的父亲和亲人。

　　可是罗家的祠堂决不会有杨家的位置，而且如果他公开祭祀自己的家人，恐怕是不会让继父罗性高兴的。

　　这个年仅八岁的小男孩却并未放弃，他从外面捡来土块，做成神位的样子，找到一个无人注意的角落，郑重地向自己亡故的父亲跪拜行礼。

　　杨士奇所不知道的是，他这自以为隐秘的行为被一个人看在了眼里，这个人正是罗性。

　　不久之后，罗性找到了杨士奇，告诉他自己看到了他祭拜祖先的行为，还告知他从今往后，恢复他的杨姓，不再跟自己姓罗。

　　杨士奇十分惊慌，他以为是罗性不想再养他，要将他赶出门去。

　　罗性却摇了摇头，叹息道：“我的几个儿子都不争气，希望你将来能够略微照顾一下他们。”

　　他接着感叹道：“你才八岁，却能够寄人篱下而不堕其志，不忘祖先，你将来必成大器！你不必改姓了，将来你必定不会辱没生父的姓氏。”

　　罗性是对的，有志从来不在年高。

　　自此之后，罗性开始对杨士奇另眼相看，并着力培养他，供他读书。

　　如果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杨士奇应该会通过各项考试，最终中进士入朝为官，因为他确实有这个实力，但上天实在弄人。

　　仅仅一年之后，罗性因罪被贬职到远方，杨士奇和他母亲的生活又一次陷入了困境。然而在这艰苦的环境下，有志气的杨士奇却没有放弃希望，他仍然努力读书学习，为自己的将来而奋斗。

　　由于家境贫困，杨士奇没有办法向其他读书人那样上京赶考图个功名，为了贴补家用，他十五岁就去乡村私塾做老师，当时私塾很多，没有形成垄断产业，每个学生入学时候交部分学费，不用开学时去教务处一次性交清，如果觉得先生教得不好，可以随时走人，所以老师的水平是决定其收入的关键，学生多收入就多，由于他学问根基扎实，很多人来作他的学生，但毕竟在农村贫困地区，他的收入还是十分微薄，只能混口饭吃。

　　生活贫困的杨士奇和他的母亲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不久之后，他又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人穷志不穷这条格言的意义。

　　杨士奇的一个朋友家里也十分穷困，但他没有别的谋生之道，家里还有老人要养，实在过不下去了。杨士奇主动找到他，问他有没有读过四书，这个人虽然穷点，学问还是有的，便回答说读过。杨士奇当即表示，自己可以把教的学生分一半给他，并将教书的报酬也分一半给他。

　　他的这位朋友十分感动，因为他知道，杨士奇也有母亲要养，家境也很贫穷，在如此的情况下，竟然还能这样仗义，实在太不简单。

　　少了一半收入的杨士奇回家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母亲，他本以为母亲会不高兴，毕竟本来已经很穷困的家也实在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但出乎他意料的是，母亲却十分高兴地对他说：“你能够这样做，不枉我养育你成人啊！”

　　是的，穷人也是有尊严和信义的，正是因为有这样明理的母亲，后来的杨士奇才能成为一代名臣。

　　杨士奇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在困难中不断努力，在贫困中坚持信念，最终成就事业。

　　人穷，志不可短！

　　没有功名的杨士奇仕途并不顺利，他先在县里做了一个训导（类似今天的县教育局官员），训导是个小官，只是整天在衙门里混日子，可杨士奇做官实在很失败，他连混日子都没有混成。

　　不久之后，杨士奇竟然在工作中丢失了学印，在当年那个时代，丢失衙门印章是一件很大的事，比今天的警察丢枪还要严重得多，是有可能要坐牢的。此时，杨士奇显示了他灵活的一面。

　　如果是方孝孺丢了印，估计会写上几十份检讨，然后去当地政府自首，坐牢时还要时刻反省自己，杨士奇没有这么多花样，他直接就弃官逃跑了。

　　杨士奇还真不是书呆子啊。

　　之后逃犯杨士奇流浪江湖，他这个所谓逃犯是应该要画引号的，因为县衙也不会费时费力来追捕他，说得难听一点，他连被追捕的价值都不具备，此后二十多年，他到处给私塾打工养活自己，值得欣慰的是，长年漂泊生活没有让他变成二混子，在工作之余，他继续努力读书，其学术水平已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在度过长期学习教书的流浪生活后，杨士奇终于等到了他人生的转机。

　　建文二年（1400），建文帝召集儒生撰写《太祖实录》，三十六岁的杨士奇由于其扎实的史学文学功底，被保举为编撰。

　　在编撰过程中，杨士奇以深厚的文史才学较好地完成了工作，并得到了此书主编方孝孺的赞赏，居然一举成为了《太祖实录》的副总裁。

　　永乐继位后，杨士奇真正得到了重用，他与解缙等人一起被任命为明朝首任内阁七名成员之一，自此之后，他成为了朱棣的重臣。

　　与解缙相同，他也不是个安分的人，此后不久，他卷入了立太子的纷争，他和解缙都拥护朱高炽，但与解缙不同的是，他要聪明得多。

　　青少年时期的艰苦经历磨炼了杨士奇，使他变得老成而有心计。他为人十分谨慎，别人和他说过的话，他都烂在肚子里，从不轻易发言泄密，他是太子的忠实拥护者，却从不明显表现出来，其城府可见一斑。

　　而杨士奇之所以能够有所成就，其经验大致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刚出道时要低调，再低调。

　　虽然杨士奇精于权谋诡计，但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滑头的两面派，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夺位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站在了朱高炽一边，并依靠自己的智慧和忠诚最终战胜了政治对手，将朱高炽扶上了皇帝的宝座。

　　永乐年间，最为残酷的政治斗争就是朱高炽与朱高煦的皇位之争，在这场斗争中，无数人头落地，无数大臣折腰，阴谋诡计层出不穷，双方各出奇谋，经过更是一波三折，跌宕起伏，斗争一直延续到朱棣去世的那个夜晚，一个人冒着极大的风险，秘密连夜出发，奔波一个月赶路报信，方才分出了胜负。

　　事实上，不但杨士奇参加了这场斗争，我们下面要介绍的三杨中的另外两个也没有闲着，他们都是太子党的得力干将。在后面的文章中，我们会详细介绍这场惊天动地的皇位之争。

　　【第二个人：足智多谋——杨荣】

　　我们接着介绍的杨荣是三杨中的第二杨，他虽然没有杨士奇那样出众的政务才能和学问基础，却有一项他人不及的能力——准确的判断力。

　　杨荣，洪武四年（1371）生，福建人，原名杨子荣（注意区分），他虽然没有深入虎穴，剿灭土匪的壮举，但其大智大勇却着实可以和后来的那位战斗英雄相比。

　　与杨士奇不同，他小时候没有吃过那么多苦，家里环境不错的他走的正是读书、应试、做官的这条老路。建文二年（1400），他考中进士，由于成绩优秀，被授予编修之职，即所谓的翰林。

　　建文帝时代翰林院可谓书呆子云集之地，这也难怪，毕竟掌权的就是黄子澄、方孝孺那样的人，上行下效也很正常。

　　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杨荣这位优等生与他的那些同事们有很大的不同，他实在不是个书呆子，而应该算是一位心思缜密的谋士。

　　与杨士奇一样，这个足智多谋的人也是在永乐时期才被重用的，但他飞黄腾达的经过却很有点传奇色彩，因为他凭借的不是才学，而是一句话。

　　建文四年（1402），朱棣终于打败了顽强的南军，进入京城，夺得了皇位，现在他只剩下一件事要办——登基即位。

　　然而就在他骑马向大殿进发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人站了出来，阻挡了他的去路（迎于马首）。

　　这个人正是杨荣。

　　由于当时情况还比较混乱，敌友难分，难保某些忠于建文帝的大臣不会玩类似恐怖分子和荆轲那样的把戏，周围的人十分紧张，而朱棣本人也大为吃惊，但他不会想到，更让他吃惊的还在后面。

　　杨荣竟然对他说，现在不应该进宫即位。

　　不应该即位？笑话！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装了那么久的傻，死了那么多的人，无非只是为了皇位，可眼前的这个书生竟然敢阻止我即位，凭什么！真是可笑！

　　在场的人几乎已经认定杨荣发疯了，准备替他收尸。

　　但杨荣真的阻止了朱棣的即位，还让朱棣心悦诚服照办，而他完成这个不可能的任务竟然只用了一句话。

　　“殿下是应该先去即位呢，还是先去祭陵呢？”（先遏陵乎，先即位乎？）

　　一语惊醒梦中人。

　　我们前面说过，朱棣造反是披着合法外衣的，说得粗一点就是即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竟然一时之间忘记了立牌坊，只是一心要当婊子。无论怎么说，如果不先拜一下老爹的坟，那是很不妥当的，朱棣连忙拨转马头，去给老爹上坟。

　　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杨荣已经精明到了极点，他摸透了朱棣的心理，也看透了遮羞布下权力斗争的真相。这样的一个人比他的上级方孝孺、黄子澄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同样老奸巨猾的朱棣从此记住了这个叫杨荣的人，在他即位后便重用杨荣，并将其召入内阁，成为七人内阁中的一员。

　　当时的内阁七人都是名满天下之辈，而在他们中间，杨荣并不显眼，他没有解缙的才学，也没有杨士奇的政务能力，并不是个引人注目的人，但这决不是他的能力不行，事实上，他所擅长的是另一种本领——谋断。

　　所谓谋断就是谋略和判断，这些本应是姚广孝那一类人的专长，而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应该是个老实读书人的杨荣居然会擅长这些，实在令人费解，但他善于判断形势却是不争的事实，下面的这个事例就很能说明问题。

　　一天晚上，边关突然传来急报，宁夏被蒙古军队围攻，守将派人几百里加急报信，这是紧急军情，朱棣也连忙起身去内阁找阁臣讨论如何处理（内阁有24小时值班制度，七天一换），偏巧那天晚上，值班的正是杨荣。

　　朱棣风风火火地来到内阁，把奏报交给杨荣看，问他有什么意见。

　　出乎朱棣预料，杨荣看完后没有丝毫慌乱，表情轻松自然，大有一副太监不急皇帝急的势头。

　　朱棣又气又急，杨荣却慢条斯理的对他说：“请陛下再等一会，宁夏一定会有第二份解围奏报送来的。”

　　朱棣好奇地看着他，让他说出理由，杨荣此刻也不敢再玩深沉，因为朱棣不是一个对大臣很有耐心的人。

　　杨荣胸有成竹地说道：“我了解宁夏的情况，那里城防坚固，而且长期作战，士兵经验丰富，足以抵御周围的蒙古军队。从他们发出第一份奏报的日期来看，距离今天已过去十余天，此刻宁夏应该已经解围了，必然会发出第二份奏报。”

　　不久之后，朱棣果然收到了第二份解围的奏报，自认料事如神的朱棣对杨荣也十分佩服，并交给他一个更为光荣的任务——从军。

　　朱棣认识到，杨荣是一个能谋善断的人，在对蒙古作战中，这样的人才正是他所需要的，于是在永乐十二年（1414）的那次远征中，杨荣随同朱棣出行，表现良好，获得了朱棣的信任。朱棣便将军队中最为重要的东西——印信交给杨荣保管，而且军中但凡宣诏等事务，必须得到杨荣的奏报才会发出，可以说，杨荣就是朱棣的私人秘书。

　　朱棣之所以如此信任杨荣，很大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这个人处事不偏不倚，也不参与朱高炽与朱高煦的夺位之争，没有帮派背景，当然，这仅仅是朱棣的想法而已。

　　朱棣想不到的是，这个看上去十分听话的杨荣并不像他表面上那么简单，朱棣将印信和奏报之权授予杨荣，只是为了要他好好干活，然而这位杨荣却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在关键时刻做出了一件关键的事情。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朱棣病逝之时，那个当机立断，驰奔上千里向太子报告朱棣已死的消息，为太子登基争取宝贵时间，制定周密计划的人，正是一向为人低调的杨荣。因为他的真实身份和杨士奇一样，是不折不扣的太子党。

　　【第三个人：临危不惧——杨溥】

　　下面要说的这位杨溥，其名气与功绩和前面介绍过的两位相比有不小的差距，但他却是三人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个，别人出名、受重用依靠的是才学和能力，他靠的却是蹲监狱。

　　杨溥，洪武五年（1372）生，湖北石首人，建文二年（1400）中进士，是杨荣的进士同学，更为难得的是，他也被授予编修，又成为了杨荣的同事，但与杨荣不同的是，杨溥是天生的太子党，因为在永乐元年，他就被派去服侍朱高炽，算是早期党员。

　　朱棣毕竟还是太天真了，杨荣和杨溥这种同学加同事的关系，外加内阁七人文臣集团固有的拥立太子的政治立场，说杨荣不是太子党，真是鬼都不信。

　　杨溥没有杨士奇和杨荣那样突出的才能，他辅佐太子十余年，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也不引人注目，这样下去，即使将来太子即位，他也不会有什么前途，但永乐十二年发生的一个突发事件却改变了他的命运，不过，这个突发事件实在不是一件好事。

　　永乐十二年（1414），“东宫迎驾事件”事发，这是一个有着极深政治背景的事件，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正是朱高煦。在这次事件中，太子党受到严重打击，几乎一蹶不振，许多大臣被关进监狱当替罪羊，而杨溥正是那无数普普通通的替罪羊中的一只。

　　由于杨溥的工作单位就是太子东宫，所以他被认定为直接责任者，享受特殊待遇，被关进了特级监狱——锦衣卫的诏狱。

　　锦衣卫诏狱是一所历史悠久，知名度极高的监狱，级别低者是与之无缘的（后期开始降低标准，什么人都关），能进去人的不是穷凶极恶就是达官显贵。所谓身不能至，心向往之，有些普通犯人对这所笼罩神秘色彩的监狱也有着好奇心，这种心理也可以理解，从古至今，蹲监狱一直都是吹牛的资本，如“兄弟我当年在里面的时候”，说出来十分威风。

　　此外，蹲出名的人也绝不在少数。反正在哪里都是坐牢，找个知名度最高的监狱蹲着，将来出来后还可以吹牛“兄弟我当年蹲诏狱的时候”，应该也能吓住不少同道中人。

　　这样看来，蹲监狱也算是出名的一条捷径。

　　然而事实上，在当年，想靠蹲诏狱出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够级别，其次你还要有足够的运气。

　　因为一旦进了诏狱，就不太容易活着出来了。

　　诏狱是真正的人间地狱，阴冷潮湿，环境恶劣，虽然是高等级监狱，却绝不是卫生模范监狱，蚊虫老鼠到处跑，监狱也从来不搞卫生评比，反正这些东西骚扰的也不是自己。

　　虽然环境恶劣，但北镇抚司的锦衣卫们（诏狱由北镇抚司直辖）却从来没有放松过对犯人们的关照，他们秉承着宽于律己，严于待人的管理理念，对犯人们严格要求，并坚持抗拒从严，坦白也从严的审讯原则，经常用犯人练习拳脚功夫，以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同时他们还开展各项刑具的科研攻关工作，并无私地在犯人身上试验刑具的实际效果。

　　最初进入诏狱的犯人每天的生活都是在等待——被审讯——被殴打（拳脚，上刑具）——等待中度过的，等到每人审你也没人打你的时候，说明你的人生开始出现了三种变数：1、即将被砍头；2、即将被释放；3、你已经被遗忘了。

　　相信所有的犯人都会选择第二种结果，但可惜的是，选择权从来不在他们的手上。

　　这就是诏狱，这里的犯人没有外出放风的机会，没有打牌消遣等娱乐活动，自然更不可能在晚上排队到礼堂看新闻报道。

　　明朝著名的铁汉杨继盛、左光斗等人都蹲过诏狱，他们腿被打断后，骨头露了出来也没人管，任他们自生自灭。所以我们说，这里是真正的地狱。

　　杨溥进的就是这种监狱，刚进来时总是要吃点苦头的，不久之后，他也陷入了坐牢苦等的境况，但杨溥想不到的是，这一等就是十年。

　　更惨的是，杨溥的生命时刻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东宫迎驾事件”始终没有了结，而朱高煦更是处心积虑要借此事彻底消灭太子党，在这种情况下，杨溥随时都有被拉出去砍头的危险（史载“旦夕且死”），然而杨溥却以一种谁也想不到的行为来应对死亡的威胁。

　　如果明天生命就可能结束，而你却无能为力，你会干些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在这种状况下是准备写遗书或是大吃一顿，把以前没玩的都补上，更多的人则是怨天尤人，抱怨上天不公。

　　这些都是人的正常反应，可杨溥奇就奇在他的反应不正常。

　　明天就可能被拉出去砍头，他却仍在读书，而且是不停地读，读了很多书（读经史诸子书不辍），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在那种险恶的环境下，性命随时不保，读书还有什么用呢？

　　可这个人却浑似坐牢的不是自己，每天在散发恶臭、肮脏潮湿的牢房里，却如同身在自己书房里一样，不停地用功读书，他的自学行为让其他犯人很惊讶，到后来，连看守他的狱卒都怀疑他精神不正常。

　　他的这种举动也引起了朱棣的主意，有一次朱棣突然想起他，便问杨溥现在在干什么（幸好不是问杨溥尚在否），大臣告诉他杨溥在监狱里每天都不停地读书。

　　朱棣听到这个答案后，沉思良久，向锦衣卫指挥使纪纲下达了命令，要他务必好好看守杨溥，不能出任何问题。

　　我们前面说过，朱棣是一个很有水平的领导，这种水平就体现在对人的认识上，他很清楚杨溥的境况和心理状态，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杨溥却能视死如归，毫不畏惧，也绝非伪装（装不了那么长时间），这是很不容易的。

　　很明显，这个叫杨溥的人心中根本就没有害怕这两个字。

　　自古以来，最可怕的事情并不是死，而是每天在死亡的威胁下等死。

　　不知何时发生，只知随时可能发生，这种等死的感受才是最为痛苦的。

　　杨溥不怕死，也不怕等死，这样的人，天下还有何可怕？！

　　真是个人才啊！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朱棣才特意让人关照杨溥，他虽然不愿用杨溥，却可以留给自己的儿子用。

　　也多亏了朱棣的这种关照，杨溥才能在诏狱中度过长达十年的艰苦生活，最终熬到刑满释放，光荣出狱，并被明仁宗委以重任，成为一代名臣。

　　看了以上这三位的人生经历，我们就能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要混出头实在不容易啊。

　　之所以在这里介绍三杨的经历，不但因为他们将在后来的明代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参加了那场惨烈的皇位之争，并担任了主角，以上的内容不过是参与这场斗争演员的个人简介，下面我们将开始讲述这场残酷的政治搏斗。